一、政权的起源和目的，兼论英国政体

好些人一开始就把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仿佛这两个概念彼此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或甚至于就没有区别，但实际上这二者不但不是一回事，甚至连起源都是不同的。

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前者使得我们能一体同心，从而努力地增加我们的幸福；后者的目的则是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一个是鼓励我们互相之间的交流，另一个是制造差别；前一个是奖励者，后一个则是惩罚者。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但说到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一旦碰上它最坏的时候，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这是因为，当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当我们置身在这样一个政府，即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由于想到这正是我们亲手提供了自己受苦的根源，所以，我们感到格外的痛心。

政府好比是一件衣服，是天真淳朴受到残害的表象；帝王的宫殿是建筑在乐园的亭台楼榭支撑着的废墟之上的。如果良心的激发是苍天可鉴的、始终如一的和坚贞不渝的，那么人们就不需要别的立法者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一个人一定会觉着有必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或是出钱以换取其他人的保护；小心谨慎的原则在别的任何场合都提醒他要权衡利弊，现在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促使他必须要这么做。因此，既然安全是政府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推断说，任何即使是看起来能保障我们安全的形式，只要是代价最小而得益最大，那是我们一切人都愿意接受的。

为了把政府的意图和目的说得更清楚或是正确，我们再来假定有少数人在地球的某一个偏僻的角落住着，他们不同其他的人发生关联，他们将代表任何一块地方或是世界上的第一批移民，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生活状态，他们将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社会，不论过程和组建方式以及出于任何动机，最后一定都会鼓励他们走到这一步。还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独的人，他的力量是没法应付他的各种需要的，而他的心境又不可能是永远寂寞的，所以，他很快就会被迫寻找别的人的帮助或是安慰，而对于别的人，也有着同样的诉求。这样，四五个人碰到一块，就有愿望，也有这种可能要通力协作，即在偏僻的旷野之中建立起—个还算不错的住所，但要看不到这点，还是想靠着单个人的力量，即使忙碌一生也会一事无成。当一个人单独生存，他砍下一块木头，可能搬不动，就是勉强搬动了也竖不起来；还有，饥饿也会逼使他离开工作岗位，再加上更多的、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需要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支使他，疾病，或者是别的任何不幸，都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即使它不会致人死命，但也会使他的生活变得没法维持，以至于处于半死不活的悲惨境地。

这样，客观的需要就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把我们说的这些刚刚聚拢的移民迅速地组成一个社会，也只有这样，每一个人互相能从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所得的幸福才会稳定下来，并且，在这种组织中，只要人们始终以真诚相待，就不会产生法律和政府约束的必要。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才不会被邪恶所侵染，所以，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他们刚刚克服了那些因为向往幸福而团结组织起来，并约定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后，现在，他们只得又开始忽略彼此应尽的这种职责以及应有的情谊。这种免不了出现的懈怠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行方面的天牛缺陷。

北美早期移民乘坐的五月花号船

只要一棵位置适中的大树就能解决他们需要的一座大礼堂，所有的移民都可以去那里，聚在树荫下，讨论一切有必要讨论的公共话题。并且，十分可能，他们中的第一批法律还只能叫做条例，在往下推行的时候，还至多是以公众的民意鄙视来作为一种违反条例的象征性惩罚。但在这第一次事关重大的议事会议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占据一个席位。

再往下看，随着移民区的进一步发展，公众所要求的服务内容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同时，各成员之间也因此会离得越来越远，不方便再像从前那样随意地聚在一起。但当初的情况则是，他们人也不多，住地也挨得很近，公众所关心的事情不但数量很少，而且也十分琐碎，这种情况表明，他们的民意已倾向于从全体社会成员中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来专门管理立法工作，这样大家都会从中得到更多方便，这些选出来的人应该关心那些选派他们的人所关心的事情，他们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同全体成员亲自出席时议定所采取的一样。如果这个移民区再继续发展下去，就应该迅速扩大代表的名额，以使移民区的各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受到兼顾，同时最好还要把整个移民区域划分成若干个部分，以利于每一部分都选派出相应的人选来参加公共管理。只有这样，当选的代表才不会永远只关心一种与选举人毫不相干的利益，并且，为了慎重起见，还必须要能时常举行选举，通过这种设计方式的作用，当选者才有可能事隔几个月以后又可回去同那些选民混杂在一起，他从他们中来，因而也就不敢自找苦吃，从而他们对全体公民的忠实也才有了制度上的保证。因为这种时不时的互换角色，就与社会的每一部分建立起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住在各地的人就自然地要互相支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基于帝王那毫无意义的名头），才会产生出政府的力量以及被统治者也能感到的幸福。

这便是政府如何起源和为什么会兴起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是由于人们德行的软弱无力而必须要采用的一种恰当的治理方式，由此也回答了政府的意图和目的，那就是自由和安全。不论我们的眼睛在纷乱杂陈的这个世界面前如何眼花缭乱，或者说我们的耳朵是如何要受音响的欺骗，也不管偏颇的见解又如何把我们的意志引入歧途，或者个人的对利害关系的计较如何迷住我们的心窍，但是自然和理性的坦率的召唤也一定会同意这样做的正当理由。

我个人对于政体的这些想法，仅仅只是从一项无法推翻的自然原理推论出来的，换句话说，任何事物越是简单，就越不容易发生紊乱，即使发生混乱也是比较容易纠正的。根据这种原理，我现在想对被人大肆吹嘘的英国政体说几句话。在制定英国政体的黑暗的奴隶年代，它很光荣，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它，在世界上都还处在暴政肆虐的时代，尽量不脱离这种政体，也构成了一种光荣的出路。但是，要我来论证现在这个政体，说它是不完备的、不稳定的、不能产生它应该有的效果，却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

专制政体（虽然这是人类本性的耻辱）有着如下好处，那就是它们来得十分简单，如果人们受苦受难，他们终会知道他们的灾难是从谁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也会知道补救的办法，没有形形色色的原因和救苦救难的方法使他们手足无措。可是英国的政体十分复杂，全体国民可能受苦多年却根本发现不了这到底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有些人会这样说，另一些人则会那样说，每一个政治医生开出的处方笺都是不相同的。

我很清楚，要克服掉地域的或由来已久的历史偏见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番英国政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就会看出，它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夹杂着一些新的共和政体因素的、并有两种古代暴政的肮脏残余。

细说起来，第一：它们是由国王体现的君主政体暴政的残余。

第二：它们是由上议院所体现的贵族政治暴政的残余。

第三：它们还包括下议院所体现的新的共和政体的成分，而所谓英国的自由就是以下议院的效能为基础的。

前边两种政体残余是世袭传下来的，跟公民无关，所以，要从法理上讲起来，它们对这个国家的自由是毫无贡献的。

我并不是说英国的政体就是上述三种势力的集合体，互相牵制，这样说是简单而可笑的，因为如果要这样简单化，要不是毫无意义，便一定也是十足的自相矛盾的。

我可以重新表述为：所谓下议院是对国王的一种掣肘，包含了如下两层意思：

—、失去监督，那就不能相信国王；或者，换句话说，渴望保持专制政权的欲望是跟君主政体与生俱来的。

二、在这种利益格局下任命的下议院议员要是不比国王更贤明，便是更值得信赖。

但是，这同样的政体先是给下议院授了权，使它可以用不同意国家预算的办法来牵制国王；然后却又授权国王，让他有权否决下议院的其他议案，借此又来牵制下议院。这种格局立刻就显出这样的意思：国王一定比它已经确认的较国王贤明的人更贤明，这句话一说出来就已显得是多么荒唐！

在君主政体里还有一些极其可笑的东西。首先，这个体制使得一个人没办法获取更多的意见，但它却又授权君主去解决那些本需要十分理智才能加以判断的问题。国王的身份的荣耀使他并不想世事洞明，但国王的职务设置却又要求他必须具备这个能力，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方向设汁，由于互相之间的没法避免的自我敌对和相互破坏，就直接证明了君主这个人物整个儿就是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

我看到过一些写书的人曾这样解释英国的政体，说国王是一个方面，公民是另一个方面；上议院是代表国王的议院，而下议院则是代表公民的议院。好像很有道理，但这种牵强附会显然把议会的一切特征割裂开来了，根本就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表面看来这些文章很漂亮，但一旦深究，它们立即就显得毫无根据，并且含义紊乱。并且，这种情况也是不时要发生的：哪怕是严格讲究的文字，如果用来描述的却是一桩决不可能存在的事情，或者是一种十分令人费解又根本无法描述的事情，那么，它就只可能是一堆响亮的字眼，好听固然好听，却永远都缺乏思想内容。究其原因，这种解释包含了一个先决要件，也就是说，既然国王所凭借的权力是公民们不敢信任的，并且还必须时不时受到牵制的话，那么这个国王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这真是奇怪，这么重要的一种权力肯定不会是贤明的人们所愿意赋予出来的，而任何需要牵制才会安全的权力也不可能是从上帝那里承继而来的，但是，宪法的条文却规定给了国王这样的权力。

马里兰州在监视下生产烟草的奴隶

宪法的条文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但现有情况下，宪法不能也不会达到它的目的，所设计的整个制度就等于是一种“自杀”。这是因为，既然较重的秤砣总会称得起重量较轻的东西，既然一架机器的每个轮子都是由一个轮子带动的。我们还需要知道的，则是在这个政体中哪一种权力最重要，因为那是一种起着支配作用的权力，虽然其他的权力，或是这些权力中的一部分，可以阻碍或是牵制到它的运转速度，但是只要它们没法使它停下来，它们的努力就都是白费的：第一个动力终会不受约束地为所欲为，而它要是在速度上感到不足，它还可以在时间上得到补充。

国王是英国政体中压倒一切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必多说的，而国王本人仅仅只是因为给人以地位和津贴，才得到了他那全部的权力，这一点也是应该没有什么异议的，所以，虽然我们十分聪明，曾经对专制君主政体关上大门并上了锁，但我们同时也足够愚蠢的，因为我们又让国王拿到了掌控一切的钥匙。

英国人历来支持他们由国王、上议院、下议院共同组成的政府，这种传统的偏见一半来自理智，一半来自民族自负，或者说后者的成分还占得多些。在英国，单个人无疑要比在其他国家感到更安全一些，但是也要看到国王的意志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都同样是国家的法律这一事实，所不同的只是，英国国王的意志不是直接从他口中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议会议决的法令这种可怕的形式交给人们的。因为査理一世的命运只是使得国王们变得更加狡猾，而不是更加正直。

所以，抛开所有那些拥护形式和结构的民族自负与偏见不论，十分清楚的结论是：英国国王不像土耳其国王那般残暴，不过完全是因为人民的素质，而不是由于政府所选择的体制。

对英国政权形式的体制上的错误来作一番探讨，在当下就显得十分必要，当我们还仍然受到某种突出的偏见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能对人做出公正的评价，同样，当我们还在受着任何顽固的偏见的约束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价。一个热中于嫖娼的男子是不配选择或品评妻子的，同样的道理，任何赞成一个腐朽的政体的成见也会使我们不能识别出一个好的政体来。

二、论君主政体和世袭制

处在宇宙万物的体系之内，人类从根本上来讲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只可能被后来的某一件事故所破坏：从贫富的差别上可以对此加以解释，而且这种解释不必使用压迫或是贪婪之类的刺耳或难听的字眼来表述。因为压迫常常是财富的后果，而很少是或根本不是致富的手段，虽然贪婪不会使人陷入赤贫的境况，但通常的情况则是，它会使一个人变得怯懦，从而发不了什么真正的大财。

当然，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不能用真正自然的或是宗教的理由来解释的更大的差别，那就是把人群分成是“国王”和“臣民”。我们都知道，阳性同阴性是自然选择做出的分别，善与恶是上苍做出的差别，但是有一种人一降生于世，立刻就会高出于别的人之上了，就好像一个什么新的人种那样与众不同，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其研究价值在于这一类人到底是促进了人类幸福的手段还是给人们带来祸害的根源。

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社会，根据《圣经》上的记载，是没有什么帝王的，这种最初的设计所带来的好处是，当时没发生过什么战争，但现在仅仅是帝王的傲慢，就使人类陷入极度的混乱。荷兰没有国王，这种制度使这一百年来的荷兰已经比欧洲任何采用君主政体的国家安享了很多年的和平。古代的历史也可以印证这种说法，因为最初一批宗族头人所享受过的那种恬静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本身有它的乐趣，但从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乐趣到犹太王族历史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

由国王掌握政权这种形式最初是异教徒开始使用的，到后来犹太人又照搬过来。但这种形式完全可以看作是魔鬼为了鼓励偶像崇拜而故意设计的得意之作，异教徒把他们死去的国王都奉为圣灵，向他们表达自己的膜拜，到基督教时则又进了一步，他们用着同样的态度对待活着的国王。不敢想象，把神圣的“陛下”称号用在耀武扬威却又突然间就云散为白骨的小人身上，这原本就是一件多么亵渎圣灵的事！

把一个人的地位硬生生地抬高到超出常人老大一截，这种做法从自然的平等权利的原则来讲是毫无根据的，也不能从经典中找到任何依据，因为基甸和先知撒母耳所公布的耶和华的意志是分明不赞同由国王来掌握政权的。在君主国家中，《圣经》上一切反对君主政体的内容都已被很巧妙地遮掩过去了，但它们无疑该引起那些尚待组织自己政府的国家的注意。凯撒的东西当归还给凯撒，宫廷是这样来引述《圣经》的教义的，但它绝不是可以实行君主制的根据，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国王，他们还仅仅只处于隶属于罗马人的地位。

从摩西记录创世的时候起，到犹太人全体受骗而想树立起一个国王的时候为止，又过去了三千年。在拥立国王之前，他们的政权形式（耶和华偶然亲自干预的特殊情况除外）是一种共和政体，首领是一位牧师和各宗族的头人联合组成的，他们那时还没有国王，他们认为，除了万人之主的耶和华之外，还要拥戴别的人享有君王的称号，那绝对是一种罪恶。当某人严厉地谴责人们对君王之类的盲目崇拜的时候，毫无疑问，耶和华既然要人永久相信他的荣耀，那他是不会赞成一种公然侵犯上天特权政体的形式的。

君主政体在《圣经》中被列为是犹太人的罪恶之一种，并对此预言说这种罪恶将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灾难，这个记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因为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的压迫，基甸于是便带领一小支军队向他们发动了进攻，最后，他们在神的帮助下赢得了战争胜利。犹太人得胜之后十分高兴，并把这种胜利归功于是基甸的雄才大略，因此纷纷提议他当国王，民意都倾向于认为：我们都希望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这确实是个最容易使人动心的诱惑，不仅是个王位，而且是个世袭的王位，可是基甸平静而虔诚地回答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孙也不管理你们。只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也就是说，基甸并不是拒绝这种荣耀，而是直接否定了他的同胞给他这种荣耀的权利。基甸也并不是用自己想出来的这番客套话来向他们表示感谢，他只是用先知的肯定语气责怪他们不应该叛离他们自己的君王，也就是上帝。

这件事情后又过去了大约一百三十年，犹太人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想要模仿异教徒偶像崇拜的陋习，这种欲望简直令他们没法儿抵挡，结果，他们揪住了撒母耳的负责管理世俗事务的两个儿子的不端行为，一帮人便吵吵嚷嚷地跑到撒母耳的面前恳求他说，你的年纪日渐老迈了，你的儿子却不继承你的道，现在，我们再次求你为我们立一个国王来治理我们吧，就像别的国家做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这些犹太人的动机是坏的，就是说，他们希望像其他的国家，即异教徒那样拥有一个国王。撒母耳听他们这样说，很不高兴他们想立一个王来治理大家，于是就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对你说的任何话，你都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想要我做他们的王了。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至今，他们常常都在背离我，总想伺机侍奉别的神，现在他们又来向你要求的，正是他们这种素来的愿望的结果。所以，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去实行，只不过要同时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国王会怎样管束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将碰上的不是任何个别国王的统治方法，而是以色列人急于想模仿的现世所有国王都在惯用的方法。现在，虽然年代已经隔得有些久了，做法也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其性质却一点没有改变。

撒母耳将耶和华给他说的话都原封不动地传给要求立他为王的人们，并强调说，管理你们的国王一定是这样的，他一定会驱使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牵马，并要行走在车前（这很像今天强人服役的行为的翻版）。他还要从他们中挑选出千夫长、五十夫长，为国王耕田种地、收割庄稼、锻造兵器和所有战争器械；他还会驱使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囊、做饭或烤饼（这是描写国王的奢侈、浪费以及压制手段）；他还会掠走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随手赐给他的奴仆臣僚；你们生产的粮食以及葡萄园所出产的，他都必取十分之一，拿给他的太监和臣仆（这里又可以见出受贿、贪污和徇私乃是国王们一贯的恶劣作风）；他还要取走你们的仆人和婢女，健壮的少年和你们家的驴，这是派给你们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也要取走十分之一，你们都必须是他的仆人。到那个时候，你们一定会因为所选出的国王而苦苦哀求耶和华，而耶和华却不会应允你们。

这说明了君主政体继续存在的原因，自古以来没有几个国王的善良和品德，既能使这一名号成为正当的东西，又能不抹杀掉最初产生国王的罪孽。

《圣经》上赞美大卫，并不是因为他在职务上是个国王，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迎合上帝意志的人。但是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一个国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国王治理，统领我们，带领我们征战。撒母耳继续开导他们，可是没有作用；他指出他们忘恩负义，可仍是枉然；当他看出他们想一意孤行，便喊叫起来：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因为当时正是麦收季节，这是一种惩罚），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我说的事并且可以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下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天打雷降雨，众人这才惧怕起耶和华和撒母耳。人们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你的神耶和华，免我们一死，因为我们求立王之事，已是罪上加罪了。

《圣经》的这些部分都记载得清楚而肯定。它们不容许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解释。要么是上帝确曾在这里对君主政体提出过抗议，要么是《圣经》伪造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度，国王和神甫都在费尽心机，竭力不让人们了解这些经文。因为君主政体无一例外地是政治上的天主教会制度。

除了君主政体的祸害之外，另外还有世袭制度的弊端。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败，同样，被人当作权利争夺来的世袭制，则是对我们子孙的侮辱和欺骗。因为，既然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那么谁也不能因为出身而有权创立一个永远比其他家庭占优越地位的家庭，并且，即使他本人也许值得同时代人相当程度的尊敬，但他的后人却可能绝对配不上承袭这种荣誉。一个十分有力的明显的证据，足以证明国王享有世袭权是多么荒谬，那就是，天道并不赞同这种办法，否则它就不会常常把蠢猪笨驴而不是把雄狮赐给人类，从而使得这项制度成为了笑柄。

第二，任何人起初只能保持别人授予他的社会荣誉，同样，那些荣誉的授予者也无权牺牲子孙的权利；虽然他们可以说“我们推你做我们的王”，但他们不能说“你们的子孙和你们子孙的子孙可以永远统治我们的子孙和我们子孙的子孙”，而不侵犯自己后人的权利。究其原因，这样一种愚蠢的、不公正的、不合人情的许诺，很可能在下一个朝代到来时就使他们受到恶棍或者傻瓜的统治。大多数贤明之士素来都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世袭权力的；不过，这是那种一旦确立就不容易清除的祸害之一：许多人因恐惧而服从，另一些人因迷信也服从，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则帮附国王对其余的人进行掠夺欺诈。

人们一般认为当今世界上的一群国王都有着光荣的出身。但最可能的实际情况则是，如果我们能够揭掉从古代开始隐蔽的遮盖，追溯到他们发迹的根源，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先祖只不过是某一伙不法之徒中作恶多端的匪首罢了，他正是靠那残忍的行径或出名的阴险手段为他赢得了盗匪头领的称号，因为势力的增加和掠夺地盘的扩大，他吓倒了手无寸铁的善良人民，逼得他们时常贡献财物来换取他们的安全。可是，那些推选他的人决不愿把世袭权给他的后裔，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永远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是与他们声称在生活上所要遵守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原则相抵触的。所以说，君主政体初期的世袭，只能作为临时的或一种补充的方法，而不能作为理所当然的制度来继承。但是，由于那个时代儿乎没有留下或根本就没留下纪录，口头相传的历史充满着虚构，因此隔了几代人之后，就很容易捏造出一套当时可以顺利地散布的、像关于异教始祖的传说般的、迷信的鬼话，不断地重复向民众宣传世袭权的概念。也许，在首领死去之后，要推选一个新的首领时，骚乱的局面（因为歹徒中间的选举是不会很有秩序的）使许多人感到惊恐或感到惊恐的不时威胁，诱导他们一开始就赞成世袭的主张。因此，正如此后所发生的事情那样，最初认为是一时的变通办法，在以后却演变成一种权利了。

1782年英美和谈时的一幅英国漫画：“不列颠娜”正向其流浪的女儿“美利坚”索吻求和

自从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以来，英国出现过几个开明的君主，但这种情况夹在人数远为众多的暴君的统治下，只得发出痛苦的呻吟，凡是有理智的人，决不会说他们在威廉一世的统治下所能孚受的权利是很光荣的。一个法国野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匪徒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就宣布自己为英格兰国王，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个人的出身是低贱的，他当然没有获取神力的旨意。然而我们也不用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揭露世袭权的荒唐之处，如果有谁脑子笨到竟然相信这种世袭权，那就让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崇拜笨驴和雄狮，并表示欢迎吧。我既不想模仿他们的卑躬屈膝，也不会妨碍他们的信仰。

可是我倒很乐意问一句：他们认为国王最应该是怎么产生的？这问题只能有三个答案，就是说，或者凭抽签，或者靠选举，或者通过篡夺。如果第一个国王是由抽签决定的，这就为下一任国王作出规定，不能世袭。扫罗就是由抽签立为国王的，但是王位的继承不是世袭的，并且从这一件事的前后经过来看，我们也看不出有打算世袭的任何迹象。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一任国王是由选举产生的，那也同样给下一任作出表率；因为，要是第一批的选民只是选举一个国王，不要选举一个世袭的王族，从而抛弃一切后代的权利，那么除了关于人类的自由意志都断送在亚当之手这一原罪的教义而外，查遍《圣经》也找不出相同的例子来了。根据这种比照，而且也不可能根据别种对照，都可以断言世袭制度是得不出光荣的结论来的。体现在亚当方面的后果是人人都犯了罪，体现在第一批选民方面的结果是人人都唯命是从；体现在前者的是人类都受撒旦的摆布，体现在后者的是人类都受统治权的支配；由于前者人类丧失了纯洁，由于后者我们丢失了主权；既然两种结果都使我们不能恢复先前的某种状态和特权，无疑地，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原罪和世袭是相类似的。这是多么可怕的并列！多么不光彩的联系！然而最机敏的雄辩家也想不出比这更恰当的譬喻了。

说到篡夺，谁也不会或敢于替这种行为辩护；威廉一世是个篡夺者，我们都知道了这个事实。明摆着的实际情况是，英国君主政体的起源将经不起仔细的考査。

但是，与人类有关的世袭制的荒谬程度，还远跟不上它所造成的祸害。如果这种制度能保证提供出一群善良而贤明的人士，那倒还可以算是获得神权的特别暗许；但事实上它只是为愚人、恶人和下流人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灾难的性质。那些自视为天生的统治者和视人为天生奴才的人，很快便横行霸道起来。这是无法回避的，由于他们是从其余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心理早就为妄自尊大所毒害；他们在其中活动的世界，与一般的世界也拉开了显著的区别，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了解一般世界真正的利益，当他们继承来政权的时候，往往对于整个疆土之内的事情茫无所知，显然也不配加以处理。

伴随着世袭制而出的另一种祸害是，王位动不动就为一个不拘年龄的未成年人所攫夺；在那个时期，以国王作掩护而摄政的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和动机来背弃人们对他的信任。而当一个国王年老体衰，步入人类衰弱的夕阳期的时候，也会发生跟全国相关的同样的不幸。在这两种情况下，民众成为形形色色的恶棍手中的牺牲品，因为这些人总可以或十分顺利地玩弄由老年或幼年所造成的种种愚蠢行为。

赞成世袭制的人曾经提出过的似乎是最言之成理的辩解是说，这种制度保全国家，不致发生内战。假如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倒很有分量；但实际上这却是曾对人类进行欺骗的最无耻的谎言。英国的全部历史都否认有这样的事实：从1066年革命以来，有三十个国王和两个幼王相继统治了这个混乱的王国，在这段时期中，至少发生过八次内战和十九次叛乱（包括革命在内）。所以，它非但不是对和平有贡献，而且是不利于和平，并破坏了和平所依赖的基础。

约克王室和兰开斯特王室间争夺君权和继承权的斗争，使英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沦为流血的战场。亨利和爱德华打了十二次激烈的战役，遭遇战和围攻还不计算在内。亨利两次做了爱德华的阶下囚，爱德华也为亨利俘获过；当争吵只是起因于个人的问题时，战争的命运和全国人民的好恶很难捉摸，因此亨利又被人从监狱送回王宫，而爱德华则被迫从王宫逃往外国；但是，因为好恶的突然转向又可能突然转回来，因此，人们又把亨利逐下王位，召回爱德华来继任。而议会总是倒向力量最强大的一边的。

这场斗争始于亨利六世当政，到了统一王室的亨利七世手中还没有完全停止。这一时期总共六十七年，从1422年起至1489年为止。

总而言之，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不仅使某个王国而且也使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瓦砾之中。这是《圣经》所反对的政权形式，免不了要发生流血冲突。

如果我们考査一下国王所做的事，我们还会发现，在有些国家中，他们可以说什么工作都没有做，在混过了自己没有什么乐趣、对国家也没有任何好处的一生以后，他们退出了舞台，却让后继的人又去重复同样虚度光阴的道路。在君主专制国家中，民政和军事的全付重担都置于国王一身；以色列人在要求立一个国王的时候曾经提出申请，希望“有王治理我们，统治我们，为我们征战”。但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国王既非士师，又不是元帅，确实叫人很难了解他究竟在干什么工作。

任何政体愈接近共和，需要国王做的工作就愈少。要给英国的政体命名一个适当的名称，多少都有些困难。威廉·梅雷迪斯爵士称它为共和国，可是它目前的状态是不配得到这种名称的。因为，国王由于有权任意安排一切官职而产生的贪污势力，实际上已经独霸了政权，同时侵蚀了下议院（政体中的共和部分）的作用，以致英国的政体差不多像法国或西班牙的一样，纯粹变为君主政体了。人们如果不了解名称的真实含义，决不会轻易表示首肯的。英国人引以自豪的，不是英国政体的君主的部分，而是共和的部分，也就是从他们自己的团体中选出下议院议员的那种自由——并且我们很容易看出，当共和式微时，奴役便接踵而至了。英国政体之所以出现毛病，就是因为君权已经在毒害共和，国王已经垄断了下议院。

在英国，一个国王所能做的事情，总结起来不外乎是挑起战争和卖官鬻爵；坦率地讲，这使国家陷于贫穷和陷人四分五裂。一个人每年伸手拿八十万镑，而且还受人崇拜，真是一桩好买卖！可对于社会，同时在上帝的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人也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有价值得多。

三、我看北美目前的形势

在下述几页，我将只是提供一些简单的事实、明显的证据和常识。我要求读者为之作好准备的，只是摆脱偏见和成见，让理智和感情自己去作出判断，返朴归真，不受现时代的拘束，从而能尽量扩大自己的视界。

关于美英之间的斗争这个题目，已经出版过好多种书了。各阶级的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和抱着各种目的，参与了这场争论，但是最终毫无效果。现在论战已经结束了，作为最后手段的武力主宰着这场争执，诉诸武力的办法是由英王自选的，北美大陆也已经接受了这个挑战。

据说，已故的贝尔哈姆先生（虽然是个干练的大臣，却并非没有过错），因为他的策略只是临时的动议，而在下议院受到攻击时，他这样回答：“它们在我活着时总还可以推行。”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斗争中都抱有这种胆怯的思想，后代的子孙一定会以厌恶的心情来想起他们祖先的名字的。

太阳从来没有照耀过一个更值得称道的事业。这不是牵涉到一城、一州、一省或一个王国，而是涉及到一个大陆——至少占地球可以住人的地方的八分之—。这也不是一日、一年或一个时代的事情，实际上子子孙孙都被牵人这场斗争，并且要永久地或多或少地受到目前行动的影响。现在，北美大陆的团结一致、信义和荣誉正在播种。今天的一点小小裂痕，将如用针尖在一棵小栋树的嫩皮上刻出一个名字一样，这道伤痕将随着树木生长而扩大，在后代子孙看到的时候它将会变成几个十分醒目的大字。

由于问题从争论转到使用武力，一个政治的新纪元随之开始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也已经诞生了。4月19日以前，即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计划、建议等等，都成了昨日黄花，这些东西虽然当时看来是合适的，现在却已一无用处，可以抛诸脑后了。当时对问题各执一词的人的意见，终于认同到同样的一点，即同英国联合。双方惟一的差别在于实施这一主张的方法，一方建议采用武力，一方建议利用友谊，但到目前为止所遇到的实际情况则是，前者已经失败，后者已经不再能发生影响。

既然对于和解的利益已经谈论得相当多，而它像美梦一样已经消逝，并未使我们有任何收获，那么我们就当然应该考査一下相反方向的一面，稍稍探究一下这些殖民地在同大不列颠保持联系并处于从属地位的前提下，现在和以后将会永远蒙受多少物质损失。我们要根据自然原理与常识来考查那种联系和从属地位，看看我们如果分离的话必须凭借什么，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话又可以有什么新的出路。

我听见有些人一直这样议论：既然北美在以前同大不列颠发生联系时曾经繁荣过，那么为了它将来的幸福考虑，同样的联系也是必要的，并且还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没有任何论证比这更傻冒的了。你还不如说，因为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远不该吃肉；或者说，我们一生的开头二十年应该成为第二个二十年的标本。可是这是多么强辞夺理的说法，因为我可以同样武断地说，假如当初没有一个欧洲强国照顾它的话，北美照样能够繁荣，或许还会更加兴旺发达。它赖以致富的贸易，属于生活必需品一类，只要欧洲人还有饮食的习惯，它总不会是没有市场的。

有人还会说，这个欧洲国家曾经保护过我们。的确，它曾把我们纳于它的垄断操纵之下，而它花着我们的钱和它自己的钱来保卫北美大陆，这也是事实。不过，出于同样的目的设计，也就是说，为了贸易和统治权，它也会保卫土耳其的。

哎！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久远的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大代价。我们曾经自夸受大不列颠的保护，不去注意它的动机是利益而根本不是情谊；它并没有为了我们的缘故保护我们免于受到我们敌人的侵犯，而是为了它自己的缘故防卫它的敌人，为了任何其他缘故防卫那些与我们并无争端的人，并且为了同样的缘故防卫那些将会经常与我们作对的人。我看秘密就在这里，如果英国不放弃它对北美的自作主张的要求，北美就必得摆脱这种从属地位。万一法国和西班牙同英国发生战争，我们甚至还可以同它们保持和好关系。上次汉诺威王朝的战争所造成的苦难，本可以提醒我们应该反对我们同英国的种种联系。

最近国会里有人还说，各殖民地除了通过宗主国以外，彼此没有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等等是通过英国才产生出的姊妹殖民地。这当然是证明彼此有关联存在的一个拐弯抹角的说法，但这最终只是证明敌意（或敌对状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最简捷而惟一真实的说法。法国和西班牙从来不是、也许将永远不是我们身为美洲人的敌人，而一直只会作为大不列颠臣民的敌人。

说英国是我们的母国，那么它的所作所为也就格外丢脸了。豺狼尚不食其子，野蛮人也不同亲属作战。因此，这种说法如果正确的话，倒是对英国的谴责，可是这种说法恰巧是不正确的，或者也只是部分正确，而英王和他的一伙帮闲阴险地采用亲国或母国这个词汇，含有卑鄙的天主教的意图，想要私下里引诱我们心地老实的弱点。欧洲，而不是英国，某种程度可称为北美的亲国。因为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人士的避难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为着避开母亲的母爱，而是要避开吃人怪物的迫害。把最初的移民逐出故土的那种暴政，还在追逐着他们的后代，这话对英国来说至今仍然是适用的。

在世界的这个广大地区，我们忘记了三百六十英里的狭窄范围（英国的长度），我们因此可以更大规模地传播我们的友谊，我们主张同欧洲每一个基督教徒保持兄弟般的关系，并因为这种豁达的胸襟而感到自豪。

来考察一下我们在扩大自己同全世界人士的友谊时怎样始终不懈地、逐步地克服掉了地方偏见的势力，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出生在英国划分为教区的任何城市的人，自然只会和他同一教区的人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的利益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并用街道门牌的名称来加以识别；如果他在离家不过几英里之外遇到这位街坊，他就会丢掉一条街道的狭窄观念，亲切地称他为同乡；如果他出了郡的范围，在别的郡碰见他，他便继而忘掉街道和城市的这种稍小的划分，管他叫大同乡，即同郡人；但如果他们是在国外旅行，在法国或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碰面，他们脑子里闪现的观念就会扩大到同是英国人这一想法。以此类推，在北美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相遇的一切欧洲人，都是大同乡，因为，英国、荷兰、德国、瑞典等国，同整个世界相比，在较大规模上所处的地位，正和在较小规模上划分的街道、城市与郡的地位相当，区分范围太窄，不符合北美大陆人们的心理。甚至在本州（宾夕法尼亚）的居民中，英国人的后代还不到三分之一。因此，我必须要指出这种仅用之于英国的所谓亲国或母国的措辞是错误的、自私的、狭隘的和小器的。

当然，即便我们承认自己都是英国人的后代，这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没有。英国现在既然是我们一个公开的敌人，那它就自我取消了其他一切的名义和头衔，说什么和解与我们的责任，真是滑稽透顶。现在这个王室的第一任国王（威廉一世）是法国人，英国目前的贵族半数也是法国人的后裔；因此，如果适用于同样的推论方法，英国就应该受法国的统治了。

关于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同心一力问题，人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说什么联合起来它们就可以同世界各国相抗争。但这仅只是一种推测，战争的命运是捉摸不定的，说这些话本身也毫无价值，因为这个大陆决不愿意让人把它的居民征召，去支援英国在亚洲、非洲或欧洲的军队。

其次，英国想同世界各国抗争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目的是通商，如果谨慎从事，它将为我们赢来整个欧洲的和平与友谊，因为整个欧洲所关心的，无非想使北美成为一个自由港。以自由为前提的贸易制度将永远是一种屏障，而它在金银方面出产不丰，可以保证它不受外敌侵略。

我要求最热心动议和解的人指出北美大陆由于同大不列颠联合而能获得的一件好处来。我重复一遍这个要求，因为照我看来是一件好处也得不到的。而我们想得到的，无非是我们的谷物将在欧洲任何市场上顺利出售，我们的进口货物一定要在我们愿意去购买的地方成交。

但是，我们由于同英国联合而遭受的危害和损失是不胜其数的，我们对全体人类以及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求我们要拒绝这种同盟。因为，对大不列颠的任何屈从或依附，都会立刻把这个大陆卷进欧洲的各种战争和争执，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同一些国家发生冲突，而那些国家本来是愿意争取我们的友谊的，我们对它们本来也是没有愤怒或不满的理由的。既然欧洲是我们的目标贸易市场，我们就应当同欧洲的任何部分保持中立的关系。北美的真正利益就在于避开欧洲的各种纷争，如果仅仅因为对英国处于从属地位，变成英国政治天秤上一个小小的砝码，它就永远不能游离于纷争之外。

欧洲王国众多，不可能长期保持和平状态，一旦英国和任何外国之间爆发战争，北美由于它同英国的关系，在贸易上一定会遭致毁灭。下一次战争也许结果不会像上一次一样，但要说有所不同的话，现在鼓吹和解的人那时就又会希望分离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立将是比军舰更安全的护航舰。所有正确的或合理的事情都在为分离作辩护，被杀死的人的鲜血和造化的哭泣声在呼喊：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甚至上帝把英国放在远离北美的地方，也顺理成章地并有力地证明，英国对美国享有治权这一点，决不是上苍的本意。从发现北美大陆的事实来说，也能增加这个论据的力童，而当时各国移民的分布情况则使这一论据更具有说服力。宗教改革在美洲的发现之先，仿佛也是上帝慈悲为怀，有意为稍后几年受迫害的人们开辟一独立战争前夜的波士顿街景个新的避难所，那时受迫害的人的本国既不会给他们友谊，也不会给他们安全。

独立战争前夜的波士顿街

大不列颠对这个大陆的统治，是一个迟早必然要结束的政权形式。一个认真考虑问题的人会痛苦然而坚决地相信，他称之为“现在的政体”的这种体制只是暂时的，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来预测前途，决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我们身为父母，既然知道这个政权不会有很长的寿数，而我们足以保障可能传给后代的任何东西，它的心里也决不会高兴：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论证，既然我们会使下一辈人负债，还不如我们自己担当起来，否则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显得卑鄙而可怜了。为了正确地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照顾我们的子孙，把我们的职责地位在人生中向前推进几年，站在那样高的位置，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一种被目前的一些恐惧和偏见所掩蔽的形势。

虽然我十分当心地避免作不必要的攻讦，可是我倒认为，凡是拥护和解论调的人都可以划人如下几类。

私心很重并不可靠的人，脑子糊涂而愚钝的人，不愿了解事物真相并抱有偏见的人，还有一批过分重视欧洲世界的稳健的人。而这最后的一类，由于考虑欠妥，将比其他三类产生出对北美大陆更多的灾难来。

许多人住的地方，离目前发生的不幸事件的现场很远，这是他们的运气，祸害并没有十足地降临到他们的门口，使他们感到北美的整个安全岌岌可危。可是让我们的想象力把我们带到波士顿去呆一会儿吧，那个充满着灾难的地方定会教我们学得聪明一些，并同时叮嘱我们永远同一种我们不能加以信任的政权拒绝关系。只不过在几个月以前，那个不幸城市的居民们还安享着快乐和富裕的生活，可是他们现在除了呆在那里挨饿或出外乞讨，没有别的任何办法。他们如果继续留在城里，就有遭受朋友们的炮火轰击的危险，他们如果离开，又要被军队洗劫。所以，眼下，他们成了一些没有超度希望的囚徒，在实行总攻击来救助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将暴露在双方军队的猛烈炮火之下。

秉性迟钝的人多少有些忽视大不列颠对我们的攻击，还在非常乐观，动不动就喊道：来吧，来吧，纵然发生这一切不幸，我们还是可以和好的。可是请你们考察考察人类的情感和感觉：把和解的主张根据自然的标准来衡量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以后是否还能热爱、尊敬并忠心不二地替那种已经在你们的土地上杀人放火的政权服务？假如你们不能做到这一切事情，那么你们不过是掩耳盗铃，并且由于你们的延误而使后代子孙遭到毁灭。你们既不敬爱英国，那么你们将来和英国的关系一定是被迫的和不自然的，并且因为它是仅仅根据目前形势的权宜之计而形成的，它不久就会走回到比当初还要不幸的老路上去。如果你们分辩说，你们还能容忍那些侵犯，那么我再请教，你们的房屋有没有被烧掉？你们的财产是否转瞬之间被破坏？你们的妻儿还有床铺睡觉、有面包充饥吗？你们的父母儿女是否遭他们的毒手，而你们自己是不是从颠沛流离中死里逃生出来的？如果你们没有这些遭遇，你们就不能设身处地地体会那些有过这种遭遇的人的心情。但如果你们遭了殃，还能同凶手握手自欢，那么你们便不再配称为丈夫、父母、朋友或爱人，并且不管你们这一辈子如何混完，你们只配有着胆小鬼的心肠和马屁精的名声。

这不是火上浇油或耸人听闻，而是用自然所认为正当的情感来诉诸这些问题，如果缺少这种情感，我们就不能恪尽人生的社会职责，也不能享受到人生的种种幸福。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揭露出恐怖的景象来挑起复仇的情绪，我只是要唤醒我们，不再优柔寡断，醉生梦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毅然决然地朝向某种确定的目标。如果北美不是由于延误和胆怯而陷人被征服者的境地，英国或欧洲是征服不了北美的。目前这个冬季如果利用得当，可以抵得上一个时代，但如果蹉跎和观望，整个大陆将遭不幸。只要如此宝贵和有用的季节在一个人的手里白白浪费过去，那么不论他是谁，不论他担任什么职务或他住在什么地方，任何降临到他身上的处分都是罪有应得。

认为这个大陆可以长期受任何外来势力的支配，这种想法是违反事物常理的，也是不合历代先制的。甚至英国最有自信的人都还不这样想。在这个时候，人们即使竭尽智慧，要不谈独立而保证这个大陆苟安一年，也是办不到的。和解在眼下只是个荒谬的梦想。造化既已抛弃了这种联系，人力又不能有所挽回。因为，正如弥尔顿很精辟的一句话所表达的，“在不共戴天之仇的伤口已经裂得这样深的地方，永远产生不出真正的和解要争取和平，每一种温和的方法都已证明无效我们的历次恳求都已经被鄙夷不屑地一口拒绝。这使我们坚信，反复的请愿最终只能鼓励国王们的自负和证实他们的顽固——而且只有那种做法最能助长欧洲国王们的专制。丹麦和瑞典已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既然只有抵抗才有效力，那么为了上帝，就让我们抵抗，一直达到最后的独立，不让下一代人在遭受侮辱的毫尤意义的父子关系的名义下趋于灭亡吧。

要说英国不会再想那样干了，这是单凭想象而没有根据的；我们对于取消印花税法也曾经抱有这样的想法，然而一两年时间下来，我们的迷梦就被打破了，否则，我们还可以认为那些已经打败的国家永远不会再寻衅滋事。

至于说到统治，英国是根本没有办法以公平合理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大陆的：它的事务不久就会十分纷杂，不是一个离我们这样远、对我们这样一无所知的国家用种种权宜之计所能顾得过来的，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征服我们，他们便无法统治我们。想想吧，为了一件事或一项申请要经常跨越三四千英里，为了一个批复要等待四五个月，而得到批复以后又需要五六个月来加以解释，这种情况要不了几年就会被看作是荒唐和幼稚的行为。如果过去有一段时间它还算是适当的，那么现在它已是毫不适宜了几个不能自卫的小小的岛屿，是一个王国把它们置于保护之下的最好的对象，但是如果据此认为一个大陆就可以永远受一个岛屿的统治，那就不免有些荒谬。自然界中从来也没有卫星大于它的主星的先例，既然英国和北美在彼此的关系上已经违反自然的一般规律，那么显而易见，它们已是属于不同的体系。简单说，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自己。

我并不是出于骄傲、党派或秉持愤懑的动机来拥护分离和独立的主张，我在良心上十分清楚并绝对地相信，这样做是符合这个大陆的真正利益的，任何缺少真正利益的事情只是一种拼凑，不能产生永久的幸福——如果这样做就是让我们的子孙遭受杀戮，并在多用一点力量、多前进一步就可使这个大陆成为全世界的荣耀的关头退缩不前。

既然英国丝毫不想和解，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从它那里所能获取的条件是不值得北美大陆接受的，或者最终所能达到的目的是抵不上我们已经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的。

—件事情，所争取的目的应该总是同所花费的代价具有某种正确的比例才好。英殖民大臣诺斯被撤职或整个可恶的私党的解散，是远远抵不上我们所付出的巨大的牺牲的，如果我们所反对的一切议会的法案真能废除的话，那么贸易的临时中断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就足以抵消掉这些法案的废除。但是，如果整个大陆必须拿起武器来，如果人人都必须成为军人，那我们就不值得只为着去反对一个卑鄙的内阁而努力。假如我们所争取的仅是一些法案的废除，那么我们花费的代价就未免太多了，因为，按照公正的估算，为了法律也像为了土地一样的付出一次班克山（1775年曾发生过激战的地方。译者注）的代价，是天大的傻事。我从来都坚定地认为，这个大陆的独立，是迟早—定会实现的。同样，根据最近大陆向成熟阶段迅速发展的趋势来推测，这件大事决不会离得很远。因此，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我们不值得为这样一个问题发生争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争辩的话，最后也会由时间来加以补救：否则这就等于是向法院控诉一个租赁期刚满的佃户，要求他停止侵犯产权，因而在讼案中倾家荡产一样。在不祥的1775年4月19日之前，我本人也算是最渴望和解的一员，但是一听到那天所发生的事件，我便永远否定了那个冷酷的、乖戾的英国法老，并且鄙视那个坏蛋，因为他既僭称为“人民之父”，却又能够冷酷地听取他们遭到屠杀的消息并在灵魂上满沾他们的鲜血而酣然人睡。

可是，如果承认问题已经解决，那又将产生怎样的结果？我可以负责地冋答说，结果必是北美大陆的毁灭。有如下几点理由可以说明。

第一，各种统治的权柄还操控在英王的手里，他当然会否决掉这个大陆的全部立法。既然他已经暴露出自己是自由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充分显示出了对于专制政权的无限热望，那么他是不是当然要对这些殖民地的人民说，除非我同意，不准你们制定任何法律呢？北美是否还有哪一位居民这样无知，竟不知道按照所谓现行的政体规定，除了经国王批准外，这个大陆不能制定自己的任何法律呢？是否有谁这样愚笨，竟还看不出（根据所发生的情况来判断）英王除去那种能够迎合他的意图的法律以外，不会让我们在这里制定任何法律呢？北美没有法律，或屈从于英国为我们制定的法律，实际上都可以使英王方便地奴役我们。在问题已经解决（有人这样说）以后，难道还会怀疑国王不一定会运用全部权力来尽量镇压和控制这个大陆吗？如果不前进，我们就会后退，或者永远发生争执，或者永远可笑地提出请求。我们到底占哪一头？我们已经达到的强大程度，不是英王希望我们达到的，难道不用担心他此后不会力图削弱我们吗？总之一句话，一个嫉妒我们繁荣昌盛的政权是否适宜于来统治我们呢？凡是对这个问题表示否定意见的人是个独立党员，因为独立自主的问题不外乎意味着：将来究竟是我们自己制定我们的法律，还是让这个大陆的目前和将来最大的敌人——英王来吩咐我们，除他所喜欢的法律之外不准有任何法律。

你还会说，英王在英国是有否决权的，那里的人民不经他的同意不能制定任何法律。按一般的道理来讲，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往往有过这种事情）居然可以对上百万比他年长和聪明的人说：“我禁止你们的某一决议变成法律”，这十足的可笑。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不愿意作这种答复，虽然我还要继续揭露种种说法的荒唐，但我眼下只是回答说：英国是英王的权力所在地，而北美并非如此，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英王在北美拥有否决权的危害性，要比在英国大十倍。因为在他那里，对于一个尽量充实英国国防的议案，他都是不会不同意的；但在北美，他就决不会让这样的议案通过。

北美在英国的政治格局中不过居于次要的地位。这个国家的利益只有在适合英国本身的目标时它才会加以照顾。因此，它本身的利害关系导引它在任何不能增进它利益的场合都会尽力遏制我们利益的增长，或者至少要进行阻挠。从已经发生的情况看来，在这样一个间接的政府之下，不久我们的处境就一定会好起来！人们并不会由于换了一个名字便从敌人转变为朋友。为了指出那种和解的主张现在是危险的，我敢断言，英王由于想恢复他在各个领地的统治地位，现在所采取的政策将是暂时废除那些法令，其目的在于利用阴谋诡计，最后完成他在短期内通过武力和暴力所无法完成的事情。你看，和解与毁灭是密切相关的。

抗击英军战斗中的妇女与儿童

第二，我们能够得到的哪怕是最好的结果，也不外乎是一种临时的办法，或者叫一种受保护的政权，这种政权在殖民地达到成人年龄时就不能存在下去了，所以，总的形势和局面既是不安定的，也是没有前途的。有产的移民决不愿意再移到这样一个国家里来，这个国家的政体是朝不保夕的，它每天都有发生骚动和混乱的危险。还有，现有的这些居民也将抓紧机会来处置掉他们的产业，离开这个大陆。

但一切论据中最有说服力的是，除了独立（即联合殖民地的政权形式）以外，再没有别的方式能维持大陆的治安，使它不受内战的侵扰。我担心的是，万一现在同英国和解，很可能接踵而至的就是某处发生暴动，其后果也许远比英国的一切恶意都要可怕。

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英国人的野蛮杇动中遭到毁灭（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许会碰到同样的命运），那些受迫害的人的感情同我们这些没有受难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仅有的财产是自由，他们以前享有的别的东西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奉献了，现在，既然他们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理所当然就会十分鄙视屈服。其次，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一般情绪业已生长为近似一个接近成人年龄的青年的情绪，他们不会对它有何顾虑。而一个不能维持治安的政府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拿出钱来是冤枉的。请问，万一在和解以后的第二天国内再次发生暴动，那么力量只表现在纸面上的英国，又能够对此有什么作为呢？我听见有些人说（我相信其中很多人是没有经过思考的），他们害怕独立，十分担心独立以后会发生内战。当然，没有经过考虑的想法总是很少接近正确的，这里也不例外，因为一个暂时苟且的关系比起独立来能够产生多至十倍的值得担心的事。我站在受害者的地位断然肯定，如果我被人从房间和家里赶出来了，我的财产遭到破坏，我的环境受到损害，那么身为一个不甘受辱的男子汉，我决不能同意和解的主张，丝毫也不认为我自己因此就必须赞同这个主张。

各殖民地已经表现出了良好的秩序和服从大陆政府的精神，这种精神足以使我们每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对那领导机构感到放心和满意。如果有谁害怕一个殖民地会力求比另一个殖民地占据更优越的地位，实际上他只有根据真正幼稚和可笑的理由，才能为他的恐惧找到口实。

要是彼此没有差别，就不会产生地位优劣的问题，完全的平等不是诱人走入歧途的导因。欧洲各共和国现在都是（而且我们可以说经常是）和平相安的。荷兰和瑞士无论对内或是对外都没有战争。当然，君主国家是决不会长期平安无事的：王座本身便是对国内不法之徒的巨大诱惑，经常伴随着王权生来就有的那种极度的骄傲和残暴，在有些事情上容易同外国闹成决裂；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共和政府由于能以比较自然的原则作为组织基础，却常常能克服掉那种种错误。

如果真正有必要来担心独立的问题，那是因为还没有定下计划的缘故。人们看不淸他们的出路。因此，作为研讨这件事情的一个开端，我提出来下列几点意见，同时我毫不夸张地认为，我本人只认为这些意见不过是引起一些更好的建议的手段。如果许多单独的零乱思想能够被集中起来，它们往往就会构成一种材料，而聪明干练的人就可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

各殖民地的会议应每年召开，只应该有一个议长。代表应更加平均，他们所处理的应该纯粹是国内问题，他们要受大陆会议的节制。

每一个殖民地应分成六个、八个或十个大小适当的区域，每区都要推出若干代表参加大陆会议，因此每一殖民地将至少派出代表三十人。大陆会议的全体代表将至少达到三百九十人。每届大陆会议应举行代表大会，用下列方法选举一人为议长。即，当代表开会时，由全部十三个殖民地抽签抽出一个殖民地，然后由会议从该州代表中投票选出一人为议长。而在下届大陆会议时，只从剩下十二个殖民地中再抽出一个，上届已产生议长的那个殖民地不在抽签之列，以后依此程序进行，直至十三个殖民地统统抽到为止。为了保证所通过的法律都十分正当，可约定不少于.五分之三的人数才能称为多数。在这样一个公正地组成的政权之下，谁要是想挑起事端，那一定是投到魔鬼的怀抱里去了。

但是，既然这件事情最初必须由谁开头，或者怎样做，是十分伤脑筋的事，既然看来似乎由某种介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即大陆会议和公民之间的团体来着手是最合情理的，那就让一个联席殖民地会议以下列方式和按照下列宗旨召开吧。

委员会包括由大陆会议推出的委员二十六人，即每一殖民地二人。每一州议会下院或州的制宪会议产生委员二人；每州由全体公民中产生代表五人，代表全州并对全州负责，这些代表由州内各地宜于参加选举的尽量多的有资格的选民在各州首府或中心城市选出；或者，如果要想方便，代表也可在其中两三处人口最多的地区产生。在这样召开的会议中，将能统合起经办事务的两个最重大的要素，即知识和力量。大陆会议、各州议会下院或制宪会议的成员，由于对国家事务渐渐熟悉，将成为干练而能发挥作用的议员，而整个会议既经人们授权，就具有了真正法定的地位与权力。

议员集会的时候，应该让他们草拟出大陆宪章或联合殖民地宪章（以回应所谓英国大宪章）；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选举大陆会议议员、州议会下院议员的人数和方式，以及它们开会的日期；划定它们之间行政和司法的界线：要时刻记牢，我们的力量来自整个大陆而不是某一个州。要按照良心的指引，为所有的人获取自由与财产，主要是信教的自由，以及宪章所必须规定的其他事项。此后，上述会议应随即解散，并应依据上述宪章选出一些人来，暂时做这个大陆的立法者和地方长官：愿上帝保佑他们的平安和幸福。阿门。

如果此后为了这个或某种相类的目的还要委任一些人的话，我要把贤明的政治学家德拉哥内蒂的如下—段语录恭录于此。“政治家的科学”，他说，“在于确定幸福与自由的精义。凡是能够发现一种使国家花费最小代价为个人谋取最大幸福的政体的人，是值得人们永远感戴的。”（德拉哥内蒂：《论德行与报酬》）

有人说，可是北美的国王在哪里呢？朋友，我要告诉你，他在天上统治着，不像大不列颠皇家畜生那样残害人类。但是，如果庄严地规定有一天要宣布宪章，希望我们甚至在世俗的德行方面也不要暴露出缺点来。让发表的宪章以神祗和《圣经》为根据；让我们为宪章加冕，从而使世人知道我们是否赞成君主政体，知道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因为，在专制国家中国王就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也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例外。但为了预防以后发生滥用至高权威的可能，那就不妨在典礼结束的同时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公民。

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当一个人认真考虑到人事动荡时，他一定就会深信，我们尽量以冷静审慎的态度来选择我们自己的政权形式，要比把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交给时间和机会去赌博来得无限地聪明和安全。如果我们现在不走出这一步，也许以后会出现一个马萨涅洛（那不勒斯一个怂恿人们起义的渔夫，一天之中就当上了国王。译者注），他在掌控了民众的动荡情绪以后，就可以纠集起亡命和不满之徒，自己摄政，最后泛滥到像洪水一样把北美大陆的各种自由权利一扫而空。万一北美的政权又落回到英国的手中，动摇的局势也会引诱下一个不顾一切的冒险家来试试运气。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又能够给我们什么帮助？不等它听到消息，那个十分不幸的事件已成事实；而我们自己就会像处于征服者压迫下的可怜的不列颠人一样地已经受苦了。你们这些现在反对独立的人，你们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让政权的位置坐空，从而为无穷的暴政大开方便之门。千千万万人都认为最光荣的事，是把煽动印第安人和黑人起来消灭我们的那种野蛮凶恶的势力赶出大陆。那种残酷的行为的双重罪恶在于，它一方面残忍地对待我们，另一方面奸诈地对待他们。

对于有些人，我们的理智不让我们加以信任，我们备受挫败的感情嘱咐我们加以憎恨，如果同这些人妄谈什么友谊，那是糊涂和犯昏。我们和他们之间残留的一点因缘每天都在减损着，难道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指望，在这点可怜的关系消灭的同时，感情反会增加？或者当我们有十倍于过去的更大更多的事情要争论的时候，我们倒反会加倍表示同意吗？

你们这些劝告我们要重视融洽与和解的人，你们能不能把巳经消逝的时间重新交还给我们？你们能不能把过去的纯洁还给娼妓？你们要使英国与北美和解，那是办不到的。现在，最后的一根纽带已经断了，英国人正在用各种言论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天理所不容的侵害和侮辱，如果上天会宽恕的话，它就不成其为天理了。既然一个丈夫不能宽恕别人强奸他的妻子，北美大陆显然也就不能宽恕英国的那些杀人凶手。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决心去做有益而聪明的事情的不可遏制的心情，这种心情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形象的守护神，它把我们同一群普通的动物相区分。假如我们不能憎爱分明，社会契约就会解体，公道就会自然流失，或者不过是偶然存在。假如我们所感受的侮辱不能激怒我们，不能使我们起来要求正义，那好，盗贼和杀人凶手将会一直逍遥法外。

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旧世界遍地生长着压迫。自由到处遭到打击，亚洲和非洲早就已经把它逐出，欧洲把它当作异己分子，而英国已经对它下了逐客令。啊！只有北美大陆，只剩这最后的一片土地，接待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四、北美目前的能力，附带谈一些杂感

不论在英国，还是在北美，凡是我所碰到过的人，没有不坦白承认这两个国家迟早要分离的。但是，在极力陈述我们所说的大陆已经具备独立条件或适合宣布独立之时，我们却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少发表经过周密考虑的方案。

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不过是对于实行的时间问题意见稍有分歧，那么，为了免除错误，就让我们提纲挈领地考察一下情况，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努力找出合适的时间来。可是，我毋需多说，探究的手续便不得不停下来了，因为时间已经找到了我们。各种形势的全面的纠合，也就是各种形势的令人鼓舞地趋向同一目标，就已证明了这个事实。

我们伟大的力量来自于团结一致，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且我们现在的人数是足可以抵抗全世界的武力的。细算起来，北美大陆目前拥有的武装齐备并训练有素的队伍，是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整齐的，而且恰好在力量上可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就是，单独一个殖民地无法独立自存，但联结成一个整体却什么都能办得到。我们在陆地上的兵力是绰绰有余的，至于海军方面，只要这个大陆仍旧被抓在英国手里，我们就不能不敏锐地觉察到，它是永远也不会允许北美打造一艘军舰的。因此，即使一百年之后，我们的这一部门也不会比现在更有进展，也许实际的情况还不如今天，因为我国的木材每天都在减少，而最后剩下的一些不是在很远的地方，便是不容易获取。

如果大陆人口拥挤不堪，它在目前情况下所遭受的痛苦将是不可忍受的。我们的海港城市越多，我们需要防守和放弃的城市也就愈多。我们现今的人数幸好在比例上合乎我们的要求，因此谁也不会闲着没有事干。商业的减少能提供一支大军，而一支大军的必需品又会产生一项新的商业。

我们没有债务，我们由于战争缘故而欠下的债，将会成为我们德行的光荣纪念。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固定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政体传给后代，花再大代价来换取都是值得的。但是，要是只是为着废除几项可恶的法令和打垮现在的内阁，那么花费几百万镑就不划算了，而且这种对待后代的方式，也是十分残酷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留给他们的是一件需要加以继续完成的艰巨工作和一项他们从中得不到好处的债务。有自尊心的人不应该存有这样的念头，这十足地表明他是个气量狭小的人或是无聊政客。

只要事业成功，哪怕负一点债也是不值得任何担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会有债务。国债就是国家的证券，即使它不付利息，也决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英国负债巳达一亿四千万镑以上，所付的利息超过四百万镑。但它建起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它负债的补偿。北美没有债务，也没有海军，然而我们只要花费英国国债的二十分之一，就能拥有同样强大的—支海军。英国的海军在目前看来还不值三百五十万镑。

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第二两部分没有下列的计算数字，现在我再把它们列出来，用以证明上面的估计是有充分根据的。请参看恩地克所著的《海军史》，见绪论第56页。

每种等级的一艘船舰的造价，连同桅杆、帆木、帆和索具的装备费，以及按比例配备的水手和船匠所需八个月的粮食，依据海军大臣波切特先生的计算为：

一艘装有100门炮的船舰的价值…………35553镑

一艘装有90门炮的船舰的价值…………29386镑

一艘装有80门炮的船舰的价值…………23638镑

一艘装有70门炮的船舰的价值…………17785镑

一艘装有60门炮的船舰的价值…………14197镑

一艘装有50门炮的船舰的价值…………10606镑

一艘装有40门炮的船舰的价值…………7558镑

一艘装有30门炮的船舰的价值…………5846镑

一艘装有20门炮的船舰的价值…………3710镑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总计出英国全部海军的价值或代价，因为它在1757年的极盛时代拥有下列的船舰数和火炮数：

船舰数

火炮数

每艘价值

全部总价

6

100

35553镑

213318镑

12

90

29386镑

358632镑

12

80

23638镑

283656镑

43

70

17785镑

764755镑

35

60

14197镑

496895镑

40

50

10606镑

424240镑

45

40

7558镑

340110镑

船舰数

火炮数

每艘价值

全部总价

53

20

3170镑

215180镑

35（单桅帆船、爆破船、防火船，彼此相联）

2000镑

170000镑

值价

3266786镑

供添置火炮的余额

233214镑

共计

3500000镑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处于这样适当的位置，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北美这样可从内部筹建起一支舰队。柏油、木材、铁和绳索都可天然出产，我们根本用不着向国外购买什么。荷兰人把他们的军舰租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但他们所用的原料却大部分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既然兴建舰队在我国具有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我们就应当把这件事情看作一项商业。这是我们所能兴起的最有利的投资。一支建成的海军舰队，价值比它的代价为高，而国家政策的颇有好处的地方就在于把商业和国防能统一起来。因此，让我们赶紧建造船舰吧，如果我们不需要它们，我们也可以出售，借此用现金来代替我们的纸币。

关于在舰队配置人员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都有很大的误区，我们用不着占总人数四分之一的水兵。大家都还记得那艘“可怖”的武装民船，及“死神”船长，在上次战争中同好些船只作了最激烈的战斗，但是船上的水兵不到二十人，虽然编制中的人数在二百以上。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几个干练的、善于交际的水兵，就可以使许许多多积极的新水兵马上学会船上的普通工作。所以，现在既然我们的木材供应充足，我们的渔场已遭到封锁，我们的水手和造船工陷于失业，那么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来开创我们的海上事业，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四十年以前曾经在新英格兰造过几艘装有七、八十门火炮的战舰，为什么现在不采取同样的行动呢？造船是北美最值得骄傲的事业，总有一天它将在这方面超过所有的国家。东方的古老大帝国多半位居内陆，当然也不可能同北美匹敌。非洲现在还处于野蛮状态，而欧洲的任何国家既没有这样绵延不绝的海岸，又缺少这样充足的原料供应。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賜予，往往一方面慷慨，另一方面就吝啬，只有对北美它在两方面都是很滋惠的。幅员广大的俄罗斯帝国几乎没有出海口，所以它的取之不尽的森林，它的柏油、铁和绳索只可能一直是商品罢了。

第一届大陆会议

从安全方面来讲，难道我们就不该有舰队吗？我们已经不是六十年前的无足轻重的人了，那时我们也许曾把财产扔在街头，或者无宁说是放在田野，不用关门也能睡得安安稳稳。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自卫的方式应当随着我们财产的增加而有所增强。十二个月以前，一个普通的海盗不可能上溯到德拉瓦河，向费城的居民任意勒索巨款，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意外。非但如此，任何剽悍的家伙利用一艘装有十四或十六门火炮的双桅船，就可以洗劫整个大陆，抢走五六十万镑钱财。这些都已过去了，但这些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海防的必要性。

有些人也许会反驳说，我们同英国讲和以后，它就会出面保护我们了。难道他们这样糊涂，竟然认为它会为了保卫我们而在我们的海港里长驻一支海军吗？常识一再说明，一向企图对我们实施镇压的国家是所有国家中最不配来保卫我们的。事实摆在那儿，它可以假借友谊的名义实行征服，而我们自己，在经过长期的英勇抵抗，终于还会受骗而又处于奴隶状态。如果我们不容许它的军舰开进我们的港口，请问它又怎么来保护我们？在三四千英里之外的海军是屁用也没有的，在突然的紧急关头就更是不值一提。因此，假如我们以后必须实行自卫，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为什么要依赖别人呢？

英国军舰的名单一大长串，但其中可以使用的船只在任何时候都不到十分之一，有很多现在已不存在了，然而只要船舰还剩下一条木板，它们的名字就还继续保留在名单里。即使在可以使用的船只中，能同时停泊在任何军港里备用的，也已不到五分之一。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地中海、非洲以及英国势力所能达到的其他地区，都对它的海军提出很大的要求。由于我们在心理上混杂的偏见和大意，我们对于英国的海军存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说起来好像认为我们要同时和它全部的海军相对抗似的，因而便认定我们也必须有一支同样强大的海军才好。这种不能立刻付诸实行的想法，曾被一伙隐藏的托利党人利用，企图来打消我们的兴建海军的初步计划。这种想法真是错误之极，因为，只要北美达到英国海军二十分之一的船舰，它就一定可以成为英国的一个劲敌。而且，既然我们没有而且也不主张有国外的统治权，我们全部的海军就可以驻扎在自己的海岸上，这样我们将获得比对方加倍的优势，而对方却在能够向我们进攻以前，必须先航行三四千英里的路程，并须经过同样的距离回去修理船只和补充给养。英国靠它的舰队虽然可以截断我们对欧洲的贸易，但我们也同样可以截断英国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因为西印度群岛更靠近北美大陆，是完全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的。

如果我们要坚持不必维持常备的海军，也可以想出一种在和平时期保持海军兵力的办法。假如奖励商人们建造一些装有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门火炮的船只（奖金的多少以商人在载货容积方面损失的大小为比照），那么，只要有五六十艘这样的船只，再加上几艘口常值勤的警备舰，就可以保持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这样的办法可以使我们不致遭受英国深感头痛的那种厄运，即在和平时期让船舰停在船坞里烂掉。把商业同国防的力量结合起来，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当我们的兵力和财富发生有利的相互作用时，我们就毋需害怕外来的敌人了。

差不多任何一种国防用品我们都很丰富。到处都有苎麻生长，所以我们并不缺少索具。我们铁的质量比其他各国都好。我们的轻武器也不比世界上任何同样的武器差。大炮是我们能够随意铸造的。硝石和火药我们每天都在生产。我们的见识无时无刻不在积累。此外，意志坚定是我们固有的品质，而勇气从来就不匮乏。因此，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呢？除了毁灭以外，我们不能期望从英国得到任何东西。如果英国再度被承认对北美享有统治权，这个大陆还值得再住下去吗？猜忌不断，暴动连连，谁愿意挺身出来摆平它们？谁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迫使他的同胞只为服从外国的统治？宾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州关于疆界的未定部分的争执，表明英国的政权是不重要的，它充分证明只有北美大陆的政权才能管理北美大陆的事务。

参加过第一届大陆会议的约翰·迪金森

足以说明现在正是独立的大好时机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的人数越少，那么未被人占有的地方就越多，这些地方如果不会被国王胡乱地赏賜给他的粗陋的奴才，今后就可以既用来偿还掉目前的债款，而且还可以维持政府的日常开支。天下再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有利的条件了。

我们所担心的各殖民地的幼稚状态，反而是一个更有利于独立而决不是不利于独立的论据。我们的人数已经相当多，如果人数再有增加，可能在团结上就要稍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一个国家人口越多，他们的军队越少。在军队的人数方面，古人远比今人为多。这里面的道理是很显明的，因为，既然贸易是人口众多的结果，人们便专心致力于商业，不去注意其他任何事情。商业的确减低了爱国和军事防御的精神。历史反复地告诉我们，最勇敢的业绩总是在一个国家的未成年的时期创下的。随着商业的深入，英国已丧失了它的精神。伦敦城固然人口众多，却只能用一种胆小鬼的涵养功夫忍受着接二连三的侮辱。人们眼下所拥有的可能又会丧失的东西越多，他们便愈是不敢冒险。有钱的人一般说来都是恐惧的奴隶，像摇尾乞怜的小人似的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神气以屈从于宫廷的高压。

青年时代是良好习惯的播种季节，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是。要在五十年之后把北美大陆组成单一的政府，这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会有所困难。由贸易和人口的增加所引起的多种多样的利害关系，会制造出混乱来。一个殖民地因此可能反对另一个殖民地。各个殖民地由于羽毛渐丰，也将鄙视彼此的帮助：在傲慢愚蠢之人以其有限的一点成就而自以为得意的时候，有识之士只能喟然长叹，懊悔没有及早组织联盟。所以，现在正是建立联盟的大好良机。幼年时期缔结起来的联盟和在患难中形成的亲密感情，是一切情谊中最为持久而不可动摇的。我们目前的联盟已标示出这两种特性：我们还未成年，并且曾经遭受不幸，但是我们的团结一致已经抗拒了灾难，并正在开创一个足以为后世引以自豪的难忘的新世纪。

而且，目前这个时期是一个国家只能偶然碰到的特殊时期，即把自身组成一个政府的最好时期。大多数的国家错过了这个机会，因而不得不接受征服者的统治，而不能为自身制订法律。首先，它们有一个国王，其次是有一个政体，所以会先制定出统治的条款或宪章，后来才委托一些人出来执行。但我们不妨从别的国家走过的弯路中吸取教训，抓住现在的机会，从一开始便正确地处理政权问题。

当威廉一世征服英伦的时候，他曾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法律。同样地，在我们同意北美中央政府应该占有合法的和实权的地位以前，我们会面对这个实权地位为某一个撞大运的坏蛋所窃取的危险，这个坏蛋可能也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又何谈自由？我们的财产何在？

至于宗教，我认为保护一切真诚地宣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人，乃是政府必不可少的责任，并且我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必要措施。如果抛开各行各业的小器鬼所不愿丢掉的那种狭窄的心理和自私的原则，你在这个问题上就会立刻摆脱各种恐惧。猜忌是小心眼儿的孪生兄弟，是一切幸福的社会生活的毒药。就我自己来说，我全心地、真诚地相信，我们中间必须要存在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这是上帝的意志，这也给了我们基督教徒一个发扬仁爱精神的更广阔的园地。如果我们的思想方法完全趋同，我们的宗教倾向就缺少了检验的根据。根据这个不带偏见的原则，我把我们中间的各种宗派看作一家之中的孩子一般，只是他们的所谓教名互有不同罢了。

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北美殖民地

在本书第53—54页上，我曾对大陆宪章的特点大略地透露了一点看法（因为我只认为是提供线索而不是计划），这里不揣冒昧，再度提起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宪章可以被理解为人人必须参加的履行神圣义务的盟约，它借以维护社会各个部分在宗教、职业自由或财产方面的神圣权利。牢固可靠的契约与公正合理的对待可以使友谊永远牢固。

以前我也曾谈到过建立广泛的和平等的代表制的必要性，没有别的政治问题比这个更值得我们关注了。选民人数少和代表人数少，同样都是危险的。但如果代表的人数不但是少，而且不平均，危险就会更大。我举下面一件事作为例证：即当参加联合运动的人们的请愿书提交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下院时，到会的只有二十八个议员；八名勃克斯郡的议员一致投票反对，有七名契斯特郡的议员也紧随其后，这整个一州就由这区区两个郡所操控了。而这种危险是经常容易出现的。那个下院在上次开会时扬言要竭力压制该州的代表，这样的大言不惭应当促使全体人们注意，警惕他们是怎样亲手把权力交付出去的。预备给他们各个代表的一套指令被归纳起来，这些指令从常识和业务方面来讲本该是连小学生都会感到侮辱的，但它们经过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私下赞成以后，就带到议会里来了，在议会里议员们又代表全州加以通过；在另一方面，如果全州人都知道这个议会在着手议定一些必要的公共措施时存有什么坏心思，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认为那些议员是大大地事负了这样的托付。

事情迫切，使得许多事情都带有权宜的性质，这些权宜之计如果继续采用的话，就会生出更多灾难。权宜手段和正当行为是两码事。当北美的灾难需要共同仏商解决的时候，由几个州议会下院为此目的而指派一些人出来，才是最简便的或者说在当时最适当的办法，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智慧曾使这个大陆免于毁灭。可是，既然我们不可能永远没有一个“议会”，每一个对良好秩序抱有热烈愿望的人必须要承认，选举议会议员的方式是值得考虑的。我要对研究人类的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一群人同时具有代议和选举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是太大了？当我们为后代作打算时，我们应该记住，德行并不是靠遗传得来或维持的。

我们往往从敌人方面获得更有益处的箴言，时常被他们的错误所惊醒，然后我们开始用理智来作合理的判断。康沃尔先生（财政委员之一）以轻蔑的态度对待纽约州议会下院的请愿书，因为他说那个州议会下院只有二十六位议员，他强调这样人数太少不能恰当地用来代表全体州人民。我们感谢他的这种违反本意的诚实。

总起来说，不管有些人觉得多么离奇，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做，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们仍可以举出许多有力的和显著的理由来表明，只有公开地和断然地宣布独立，才能很快地解决我们的问题。理由如下：

第一，按照国际惯例，当任何两国交战时，由不参加争端的其他一些国家出面调停，并提出缔结和约的预备条款。但只要北美大陆的人们还自称为大不列颠的臣民，任何国家不论它对我们怀着多大的好感，都不能以调停的身份帮助我们。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永远争执下去。

第二，有人认为法国或西班牙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只打算利用这种帮助来弥补裂痕，巩固英国与北美大陆的关系，这种想法是极不合理的，因为其后果会使那些国家蒙受损失。

第三，只要我们还自以为是英国的臣民，我们在外国的心目中就必然被视为是“反叛者”。许多人在臣民的名义下揭竿而起，这种先例对外国的治安多少有点危险。我们可以立刻解决这个矛盾，但是要把抵抗和臣服连在一起，却需要运用精妙得多的智慧，这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

第四，如果我们发表一个宣言，把它分送给各外国宫廷，陈述我们所受的痛苦，以及我们行之无效的和平的补救办法，同时宣布，由于我们不能再在英王的残酷统治下享有幸福的或安全的生活，我们已经被迫而不得不同它割断一切联系，同时向所有那些别的宫廷保证，我们对它们抱有和平的意愿，希望同它们进行贸易。这样一个备忘录，对于这个大陆来说，比运载一船请愿书到英国去，定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我们目前带有英国臣民的名份，在国外既不能被人接纳，也不被人承认，各国朝廷的惯例是对我们不利的，这种情况并将永远持续，直到我们通过独立而与其他国家并列为止。

我们的行动乍看起来也许是陌生的和艰巨的，但像我们已经经历的其他一切步骤一样，不久就会让人适应，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在宣布独立以前，北美大陆会觉得自己好像这样一个人，他老是把某种不偷快的事情一天天地拖延下去，然而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办不可了，只是不肯动手，只希望它已经得到解决，同时又念念不忘它的必要性。

五、附记

自从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版行世以后，或者说就在它出版的那一天，英王在议会的讲话稿传到了费城。如果预言的神灵曾经掌控了这部作品的诞生，那它也决不会将它在一个更适当的关头或更必要的时候发表出来。一方面的恶毒情绪表明另一方面采取确切方针的必要。人们从报复行动中看透了一切。英王的演讲吓不倒任何人，反倒为独立的果敢原则铺平了道路。

遵章守纪，或者保持缄默，先不管其动机如何，如果稍稍纵容卑鄙和恶毒的行为，就是一个可怕的开头。因此，如果这个格言可以成立的话，自然就能得出如下的结论：英王的演说既然十分毒辣，便应该受到而且应该加倍受到议会和人们的普遍诅咒。然而，由于一个国家国内的和平与安宁主要依赖于那种可以完全称之为“国民风度”的质朴，所以最好是怀着鄙夷的心理把一些事情轻轻放过去，而不去采取可能会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监护人产生变革作用的表示憎恶的新方法。或许，只是因为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英王的演说才至今没有受到公众的置喙。那篇演说，如果可以称为演说的话，也最多只是对真理、公共幸福和人类生存的毫无顾忌的肆意诋毁，是牺牲了人类奉献于狂妄无耻的暴君的正当的、庄严的方法。但是，这种集体屠杀人类的恶行是君王们一贯的特权和某种必然化的产物，因为，既然造物主不知道他们，他们也就不会理会造化，而且，虽然他们是由我们自己纵容出来的人，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他们还想成为他们的创造者的上帝。那篇演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英王并不打算拿它来欺骗我们，而我们即使愿意的话，也不能受它的欺骗。横蛮与暴虐白纸黑字地出现了，它不容许我们感到彷徨：甚至在阅读时，每一行都使我们确信，即使在树林里狩猎的赤身裸体的粗野的印第安人，也没有英国国王那样野蛮。

虚伪地自称为《英国人民致北美人民书》这篇貌似低调却又阴险的作品，其假定的作者约翰·达林普尔，也许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人民会被他对于一个国王的吹嘘和描述就吓倒了，因此，他毫无遮拦地谈到了（虽然在他这方面又不太聪明）现在这位国王的真实性格。“可是，”这个作者又说，“如果你想赞扬一个我们对它并无不满的政府（指撤销印花税法案的罗金哈姆侯爵），你也不想去赞美那位君王，这是不公正的，因为只有经过他的首肯，人们才被准许做任何事情。”这简直是十足的保王主义！这里充溢着毫不掩饰的盲目崇拜。谁如果能够无动于衷地听取并容忍下这样的主张，他就已经是丧失了辨别道理的权利——背弃人格的叛徒——并且应当被认为是不仅抛弃了人类应有的尊严，而且已经自我贬低到动物的地位之下，只像一条毛毛虫似的在世间卑鄙地爬行着了。

乔治·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上

可以说，现在英王的所作所为是毫不重要了，他已经丢弃了人类第一种道德的义务，践踏了天性和良知，并且由于他一贯的傲慢与残酷的固有本性，已经为自己招来了普遍的怨恨。现在北美大陆的当务之急是为自己寻找出路。它已经组成了一个年轻的大家庭，它的责任是照顾好这个大家庭，而不是大方地拿出财物来，去支持一个辱没了人类和基督教徒名誉的政权——你们的职责是遵守一个国家的道德原则，遵守你们所属的宗派或教派的道德原则，同时，你们更是公共自由的保护者，如果你们想要保全自己这片土地，使之不受欧洲腐败现象的侵袭，你们一定要在心里支持它独立。但是，除了道德部分不由各人去思索外，我将主要地就下列问題再作几点补充：

第一，脱离英国而独立，符合北美大陆的利益。

第二，和解或者独立，究竟选取何种方案是最简捷、最切合实际的？这里再附加一些必要的说明。

在支持和解的一方，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我可以说出这片大陆上一些最能干最有经验的人的意见，虽然他们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公开宣称，但实际上这个见解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处于从属别国的地位，商业受限，立法权力仰人鼻息，这样下去是不能跻身于重要的地位的。北美大陆还不知道富裕的概念，虽然它已有的发展趋势在其他各国的历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但它同它所能达到的成就比起来，还不过是童年起步阶段，而如果它像应有的那样掌握了立法权力，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成就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英国现今正洋洋得意于收获那种一旦如愿以偿时对它并无什么好处的东西，而北美大陆则正在对这样一个问题徘徊不前，如果忽视这个问题，便将使北美的活力一点点消失了。英国能够从中得到的利益，是北美的商业，而不是征服北美，假使美英像法国和西班牙一样的互不隶属，这种商业关系多半是会继续下去的，因为就许多物品来说，任何一方都找不到更好的市场。美国要脱离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而独立，乃是目前值得争辩的主要的和惟一的问题，它像其他一切必然要被发现的真理一样，脉络清晰，结局显明。这是因为：

第一，它迟早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第二，迁延的时间愈长，完成起来将愈困难。

我常常喜欢参加公共集会及私人聚会，悄悄地留意下那些不经思考便高谈阔论的人们言之凿凿中的谬论。在我所听到的许多谬论中间，下面的一种似乎是带普遍性的，即，假如这种决裂发生在四五十年以后而不是现在，北美大陆将更容易摆脱掉所处的隶属关系。对于这个意见，我可以回答说，我们目前的军事打击能力是从上次战争获得的经验中产生的，再过四五十年就要衰竭了。到那时候，这个大陆将不会剩下一个将军或者一个军官，而我们，或者我们的继承人，在军事方面将退回到如古代印第安人一样无知。单是这一论点，如果加以认真分析的话，将无可争辩地证明，现在这个时候是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利于独立的。论证因此可修正成这样：在上次战争结束时，我们有了经验，但人数不够，过了四五十年，我们将有足够的人数但已没有了经验，因此，适当的时机应该是在两端之间的平衡点，在这一点上，既葆有充分的经验，又有足够多的人数。而这个最恰当的时间点就是当下。

我说这些离题话请读者原谅，因为这并不是直接从我想要讨论的问题中自然引申下来的，现在我再通过下列的主张回到本题，即：

万一我们同英国的裂痕可暂时修复一下，英国仍旧保留对北美的统治权和主权（随着形势的发展，北美正在完全放弃这个论点），我们就会使自己被动，因为我们丧失了那种偿还我们所欠的债款或再行举债的手段。边远地区（由于加拿大疆域的无理扩展，有些省份的边远地界巳有所损失）的土地估价每一百英亩仅以五镑计，总数在宾夕法尼亚货币二千五百万以上，免役税以每英亩一便士计，一年总共达二百万。

出卖掉这些土地，就可以争取料理债务的主动，而不致使任何人受累，对土地所保留的免役税将经常减轻直到最终完全供给政府每年的开支。在什么期间偿还债款的日程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原则是只要所出卖的土地能用以还债就行，所有这一切事情都可暂时交由大陆委托议会办理。

现在我开始分析第二个问题，即：和解或者独立，究竟哪一种方法是最简捷、最切合实际的，当然也得顺便作一些说明。

凡事都根据事物的自然进程作为行动决策之人，是不容易被驳倒的。根据这个道理，我概括地回答说：独立实在是一个惟一的简单路线，因为其权在我；而和解则是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问题，甩不掉的—个背信弃义的、反复无常的宫廷一定要插手进来，那时还是只可能有一种解决的办法。

北美的现状在每一个能思考的人看来的确是严重的。没有法律，没有政府，除了以热情为基础并由这热情所临时授予的权力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制度化的固定的权力。它目前是由空前的感情的一致所凝结起来的，但是这种感情容易生变，每一个隐秘的敌人都可从内部加以瓦解。再具体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立法而无法律，有智慧而无方案，有政体而无名称，而最让人担忧的，是拼命想要处于从属地位的完全独立自主。这有可能吗？这个情形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既然从来没有存在过，谁能说出它的结果导向何方？在目前这种毫无制约的状况下，任何人的财产都不安全。大众的心理是得过且过，不加理会，他们因为看不到前面确定的目标，他们只能追求幻想或流言所指出的方向。没有什么事情算作犯罪，也没有叛逆，因此每一个人都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托利党人是不敢气势汹汹地齐聚起来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动的后果会使他们在国法面前丢掉性命。在战斗中俘获的英国士兵和被捉拿的手执武器的北美居民之间，界线应是很淸楚的。前者是俘虏，而后者是叛徒。对待的方法当然也不同，一个要剥夺他的自由，另一个要砍掉他的脑袋。

尽管我们自以为聪明，但在一些行动中却显然存在着优柔寡断的弊病，助长着意见的分歧。“大陆的腰带”扣得太松，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势必来不及做任何事情，我们就将陷人一种既不能实行和解又不能实行独立的两难境地。国王和那不值一提的走狗们忙着重新施行分裂大陆的故伎，我们中间也不缺少愿为散布真实的谎言而奔忙不停的印刷商。几个月以前，出现在纽约两家报纸及其他两家报纸上的那封诡辩的假仁假义的信札，证明了有些人是既无脑袋还不诚实。

躲在角落里甚至钻进洞里奢谈什么和解谁都可以做到。但是，这样一些人是否认真考虑过这项工作有多么困难，如果大陆因之分裂的话又有多么危险？他们是否注意到形形色色的人，为这些人的情况和处境考虑过吗？考虑过他们自己的情况和处境吗？他们是否曾设身处地想到那些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受难者，想到过那些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放弃一切的士兵？如果他们糊涂的世故只限于考虑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情况而不管别人的情况，到头来他们也许就会只好说，“他们是擅自决定的”。

有些人说，把我们放回到1763年的事实上去吧。对于这句话我要说，这个要求现在不是英国所能够同意的，它也不会提出这个要求来了。但是，如果有这种可能存在，如果这种要求能够得到满足，那我就很想问一声：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样一个腐败的、毫无信义的宫廷履行义务呢？另一个议会，不，就说是现在这个议会，如果在将来借口说这种义务是强迫加身的，或说当初同意是愚蠢的，因而又决定加以取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弄清是非曲直呢？我们不能控诉各国，大炮是国王们的律师，判决诉讼案的不是司法权，而是武力。真要回到1763年的关系，单是把法律放进同样的状态是不够的，而是要把我们的环境也平行挪移进同样的状态才好，我们被烧毁的和被破坏的城市应当重新修建起来，私人有什么损失也应该得到补偿，我们为防御而产生的公债应该偿还，否则我们的处境就将比那个值得羡慕的时期还坏上百万倍。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是在一年以前变成现实的话，也许还能迎合大陆的民意，但是现在太晚了。“事情已经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了”。

此外，单是为了坚持取消一条财政上的法令而动用武力，正如同用武力来强迫推行这样的一条法令一样，两者都是为神所不容的，而且也违背常情。在这两者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该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因为人的生命可贵，不能在这样微小的事情上抛掷光阴。对我们人身所施加并威胁着我们的东西，就是暴力，是武装力量对我们财产的掠夺，是用烧杀手段对整个国家的侵略。因为这些祸端滋扰，我们觉得必须要拿起武器来。本是自卫方式，一旦上升成为必要时，我们对英国的一切顺从也就该随即停止，北美独立的时代应该被认为是打响第一枪时便开始了，并且是由这发子弹宣布了的。这条分界线是前后连贯的，它既不是随意划出的，也不是为野心所可延长的，而是由一连串决非起因于各殖民地的事件所决定的。

我将用下面这些适时的以及善意的看法来结束我的评论。我们应当了解，如果年内实行独立，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而三者中的任何一种迟早将决定北美的命运。这三种方法是：依靠人们在议会中的合法呼声，依靠军事力量，或者依靠平民起义。可是有些具体困难，我们的兵士不一定都是公民，而人群也不一定总是有理智的人的集合，像我已经说明的那样，德性不是遗传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假如国家最终独立是靠上述三种方法中的第一种来实现，我们就拥有各种机会以及来自各方面的鼓励，建立起世界上最高尚、最纯洁的政治体制。我们有这个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类还没有发生过像目前这样伟大的事业。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为期不远了，也许像全欧洲那样众多的一代新人将从几个月的事件中获取他们应得的最宝贵的一份自由。这是极其严肃的，从这个观点看来，少数怯懦的或偏狭的人的无端指责是多么渺小，同这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业相比，该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可笑！

本杰明·富兰克林

假使我们贻误目前最有利的美好的时期，以后用其他任何的方法来实行独立，那么必须对后果负责的，就将是我们自己，当然，真正的责任可推给那些常常不加研究或思索便贸然反对这个措施的偏狭之徒。很多理由一齐支持独立，这些理由是人们应该私下想到而不是公开地讨论的。我们现在已不该再来辩论我们是否会独立的问题，而是应该千方百计地力求在稳定的、可靠的和正当的基础上来实现独立，我们只会因为还没有着手去实行独立而感到不安。每天的事情都使我们相信独立的必要性。甚至托利党（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一些这样的人）都应该比别人更热心地拥护独立，因为，最初委员会的设立保护了他们不致为民众所憎恨，同样地，一个合理而妥善地成立的政体，将是进一步保护他们安全的惟一可靠方法。所以，如果他们的德行还不配使他们成为独立党人，他们就应该通晓事理，盼望独立。

总之，独立已是维系和团结我们的惟一纽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耳朵也将不再轻信一个诡计多端的和残暴的敌人的各种阴谋，而且，我们那时将站在正当的立场来看待英国，因为我们有理由可以断言，英国宮廷同北美联邦谈判起和平条款来，比它同它称为“叛民”的那些人谈判和解条件，在自尊心方面要多挣一点面子。我们在独立问题上迁延拖沓，助长着它希望征服我们的欲念，而我们要是迟疑不决，只会使战争越拖越久。既然我们曾经哪怕毫无成效也要停止我们的贸易并以此来发泄我们的不满，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妨试行另一种独立的办法，然后让贸易走上一条自动放开的活路。不用担心英国的商人和明达人士，他们还会和我们在一起的，因为，有生意可做的和平环境，比没有贸易的战争好得多。假如这个建议不被采纳的话，我们还可以同别的国家开展贸易往来。

我把问题的解决都放在了这个基础之上。既然还没有人提出意见来反驳这本小册子的以前几版中所包含的主张，那么，它即时获得的可用作反证的结论是：这个主张是驳不倒的，或者是赞成这个主张的人为数太多，根本无法加以反对。因此，我们不要再怀着猜疑的或疑惑的心理互相观望，而是每人都要把真挚的友谊之手伸出来，来共同划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像特赦令一样，既往不咎。让独立党和托利党的名称就此消失了吧；让人们在我们中间听到的每一个名字，只是属于良好的公民、坦率和最坚强的朋友、人权、自由以及独立的北美联邦的勇敢的拥护者吧。

“世界公民”潘恩

潘恩原本是英国人。1737年1月29日，潘恩出生于英格兰诺福克郡一个贫困的裁缝工人家庭。他只读过几年书，13岁那年，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当学徒，学做妇女紧身衣。16岁时，潘恩当上了水手。此后他又做过鞋匠、英语教师和地位低下的收税官。1772年，他代表收税官同政府交涉，要求增加工资，起草了《收税官们的状况》的请愿书。1774年4月，潘恩作为“闹事”的“祸首”被革职。同年秋，潘恩拜访了在伦敦的富兰克林，请他写信介绍自己去北美大陆。12月，潘恩来到北美，初在费城担任家庭教师。

1774年末，潘恩找到《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工作。那时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潘恩很快就卷进冲突。北美独立战争的前夜，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矛盾一触即发。作为《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潘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君主制度，主张废除封建等级，揭露罪恶的黑奴制度，阐述了自己激进的民主政治观点，其中《在美洲的非洲人奴隶问题》一文，后来一再被废奴运动领袖弗·道格拉斯所引用。1775年4月19日的莱克星敦和康柯德的战斗之后，潘恩得出结论，这次起义的目的不仅要反对不公正的税制，而且要支持全面独立。

1776年1月10日，潘恩发表了一本五十页的小册子，书中对他的论点作了详细解释。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轰动，三个月内售出十多万册。在一个人口仅二百五十万的殖民地里，据说总共售出了五十万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常识》一书。潘恩的《常识》比任何一个出版物都更能说服当时的公众舆论支持北美从不列颠独立出来。

《常识》是潘恩对北美独立事业最大的贡献之一。《常识》说：国王都是一些独夫民贼而君主制度本身就是罪恶的源泉，英国政府在北美的统治完全是从私利出发的，如果北美人民想要从英王方面取得什么让步，那是虚幻的梦想。《常识》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要求。它指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宣布独立，才能把13个殖民地的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应当享有的权利。所以此书一出版，人们争相传诵。《常识》启迪了人们的觉悟，提高了美利坚民族的自尊心，为北美人民提出了明确的战斗纲领。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了。如果说，《独立宣言》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形式宣布民主共和国原则，那么《常识》则是《独立宣言》的精华。

1776年8月，潘恩参加了大陆军宾夕法尼亚联队。他一面打仗，一面以《美国危机》为总标题，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先后发表了13个小册子，借以鼓舞士气。他摊在膝盖上写下的这些战斗性的檄文像一剂强心针，深深地扎刺在看到它的不论哪一个人心上，带兵的华盛顿将军甚至时不时就下令紧急集合起全体官兵，亲自向他们朗诵这些文章。靠着这些文章的激励，1776年圣诞之夜，美军一鼓作气，连夜渡河，在特仓屯战役中大获全胜。

让我们温习一下这些激动人心的檄文中的一个片段吧：

“这是磨炼人的灵魂的时候，能共享安乐，却不能患难与共的人们，在这场危机中将在为国服务的斗争中退缩，可现在能挺住的人，应该受到所有人的热爱和感激。暴政同地狱一样不易征服，但是，我们可以此安慰自己：斗争越艰苦，得到的胜利越光荣；得到的胜利越顺手，贏得的尊敬越渺小。”

1777年，潘恩被大陆会议任命为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他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法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贷款和物质援助。后来由于潘恩揭露了美国驻法大使迪安从法国援美经费中渔利的丑闻，遭到了大陆会议中大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反对。1779年初，潘恩被迫辞去这一职务。但是，潘恩继续为北美人民争取解放而斗争。1780年，在潘恩的积极推动下，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颁布了逐步解放黑奴的法案。

迪安事件使潘恩在美国的命运立即发生大逆转。随后，他处于各种不信任以及诋毁的谣言之中，他似乎不再是《常识》的作者，他似乎成了周围人的眼中钉，上流社会因而传出对他的讥笑，说他升起来像一支火箭，坠落时如同一根拐杖。

潘恩转瞬之间成了一个失业游民，每个人都似乎约好了似的不再善待他，他几乎快饿得不行了。但他还必须保住自己的头颅，这个对独立革命献出过启蒙思想的头颅，他坚信他的遭遇说明民众还需不停地启蒙，先知都是这样，要受到庸人滞后很久的意识的奚落，然后是重新发现，然后又是俗不可耐的追捧。潘恩给纽约州议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懂经商，也没什么地产，我从另一个国家流亡至此，也未置办下任何家业，有时我也忍不住自己问自己，你比一个难民到底好多少？最可悲的是，我这个难民曾为这个国家竭忠尽智，却得不到任何回报。”这当然是一种抗议，毕竟，人们知道他的头颅曾经的价值，所以，国会先是答应给他一笔生活补贴，随后经过两年审慎而反复的辩论，终于敲定具体的补贴是3000美金。

被吊死的印花税法执行者

吃饱了肚子，这样优秀的脑子当然不会闲下来。就像诸多那个时代的优秀人物一样，潘恩满脑子既装着献身民主的激情，也一刻不停地充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实验计划，他亲自试验鼓捣过的东西从刨床、轻型起重机、车厢轮子到无烟蜡烛，品类繁多。有一次，他听到富兰克林感叹说：“对于闲暇者，有书；对于伟人，有大厦；对于教士，有教堂；对普通老百姓，却没人为他们建筑桥梁。”也许是出于感激这位最初给他写推荐信的人，潘恩立即着手设计制作铁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座由十三根弯梁撑起的单拱桥，他将之称为“《常识》之子”，以纪念十三州组建合众国这一伟大历史。

“世界就是我的祖国。”“给我七年时间，我就会为欧洲每一个国家写一部《常识》。”1787年4月，潘恩回到欧洲，来往于法国与英国之间，但主要居住在英国（直至1792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多次去巴黎，为法国大革命呐喊。他应邀参加了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为了保卫法国革命原则，批判英国一些反动分子的谬论，1792年，他撰写了《人权论》（又译《人的权利》）一书，热情歌颂了法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革命行动，歌颂了巴黎人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潘恩积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英国政府的警觉和不安。1792年5月，英王宣布禁止出版、销售和传播《人权论》一书，英国皇家法院还指控潘恩犯有“谋反罪”，决定于同年12月对他进行审讯。与此同时，法国人民对英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1792年8月，法国国民公会授予潘恩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法国加莱地区选民还将他选为国民公会的代表，并派专人去英国将他接到法国居住。到达法国后，潘恩立即参加了国民公会的工作，国民公会又选他为制宪委员会九个委员之一。

在国民公会里，潘恩属于吉伦特派，反对以判国罪判处国王路易十六死刑。因此，1793年12月，潘恩又因同情吉伦特派而被捕，一直到1794年11月雅各宾派垮台才恢复自由。当时美国政府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把潘恩从法国的监狱里解救出来，但美国政府为了所谓的“中立”，认为不值得为了潘恩，与英国翻了脸。

潘恩恢复自由之后，又不满法国热月党人的反动统治，谴责热月党人的某些反革命政策，并继续宣传激进的民主共和思想。垂暮之年，他在法国集中精力写了《理性时代》和《土地的正义》（又译《土地公平》）等著作。前者无情地揭露了宗教和教会的虚伪性，抨击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后者建议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使它更能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

由于潘恩反对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和侵略战争，不愿与他共事，1802年，他重返阔别15年的美国。美国—些头面人物曾对潘恩许诺：“我们不会忘记你的价值。”然而现在潘恩回到美国后，因他反对大私有制，宣传无神论，又受到了联邦党人和反动教会的打击与迫害。

他本来还是带着一种新式车轮回来的，但他一回来就发现整个氛围比他出走的那段时间毫无实质性变化，相反，个别地方可能还要过激些。当然，他可能得罪过一些美国人中的“美国人”，比如受所有人褒扬的华盛顿。那还是华盛顿死后不久，潘恩一听说要为他树立雕像，立即就公开表达对这个曾在关键时刻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头面人物的反感。他的原话是一首诗：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无须加工，它就是华盛顿/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在他心窝镌刻——忘恩负义。

1776年，纽约市民将英王乔治三世铜像推倒，铸造子弹

华盛顿死了，当年跟潘恩一起并肩作战的人，或那些早年极力推崇潘恩的人，此时都像约好似的，一致当他是这个世界的“疽疫”。

联邦党人集体反对他回美国，称他为“无神论者”。

亚当斯以新英格兰全体人民的名义恳求他“不要再扰乱人心”了。

正在竞选总统的杰弗逊远远地躲着他，甚至由于避嫌而拒绝潘恩在政府中担任一切公职。

当年《常识》一书取名人本杰明·罗什则说：他在《理性时代》中宣扬的原则，我觉得讨厌不已，我根本不想再和他来往。

他下榻的旅馆附近，人夜总有嘘声包围，人们不准他乘坐马车，甚至马车从他旁边经过时还故意溅他一身泥。

他随后又被人告发跟女房东有性关系，原因是他是鳏夫。

他三次都差点被剥夺美国国籍。

1804年圣诞夜，一颗子弹在离他10英尺的地方击中目标。他快死了。

这位自称的“世界公民”死前已有一年多时间没法四处去走动，他不是担心会被石头砸死，就是可能被唾沫淹死。他也就只能任由他的头发疯长得像鸟的羽毛。

美国已想尽一切办法来忘记他，或是想提前把他埋葬。

潘恩很配合地就死了。时间是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整个美国只有《纽约邮报》发了轻薄短小的一条消息。消息说：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彻尔附近，那也许是他的庄稼地，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不过他活的也够长，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潘恩的死还没说完，加上两名黑人，一共有6人送葬，其中两位是房东太太及其儿子。

潘恩的尸骨原本还是全的，1819年，一个被潘恩所感动的英国记者柯贝特掘出潘恩尸骨，想运回英国，再发动募捐为之建造圣祠。但刚回英国，他也立即受到人们像对待瘟神一般的恶意，一个巡街的更夫不过宣布了潘恩遗骨到达的消息，立即被收监九个星期。柯贝特只好将遗骨传给儿子，儿子破产之后，遗骨本是被作为财产没收的，但大法官随后又认为那不是值钱的东西，随便交给一个打散工的老头保管，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一位牧师又宣布说他拥有潘恩最后剩下的两块骨头。

再到后来，潘恩的骨头全部不见了。幸好，潘恩死时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之墓。于是，在今天美国的新罗彻尔，人们还可以通过这句话，看到一处没有半块骨头的潘恩之墓，那是他突出在这个地球上的没有一丝造假的高度。

1783年巴黎条约时，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潘恩与三大革命

潘恩一踏上北美的土地，就把自己变成了为争取北美独立与共和的斗士，在随后的法国大革命中，潘恩自身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鼓手，加上后来他在英国鼓动的革命，可以说，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三大革命都跟他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

先从被马克思誉称为“第一次产生伟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即美国革命说起。

在当时的北美大陆，独立战争已使人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可是革命的结果到底朝向何处，即使是连当时最先进的罗什，即后来为《常识》取名并怂恿潘恩匿名发表的人，包括亚当斯、富兰克林都心存疑惑，他们既不敢大声地说出脱离英国的“独立”，更不敢设想果断地离弃了“立宪政体”后的“共和”。

显然，这些美国后来的开国元勋们心里或多或少地对革命本身是迷惑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他们似乎需要一个在思想上更独立、看得最久远的精神导师来消除他们心中的隔阂，并能对他们心中一些大胆的想法加以佐证并廓清认识上的其他疑云。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关头，一旦北美斗争在赶走英国总督以后，要不要独立，要不要恢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这实在是一个革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正在此时，潘恩大胆地站了出来，他先是大声说：“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完成脱离英国而独立这一点来看，真是太渺小了。”随后，潘恩就用他不到五十页的《常识》小册子，在仔细地分析了北美革命前景、英国立宪政体的弊端以及将政府与社会的概念等常识问题条分缕析之后，响亮地推出自己的新口号：“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这样将独立与共和相联，就把一个民族的斗争和全人类政治制度史的共和时代联系在了一起，就使北美革命迅速获得了最广阔与开放的人类前景，并让这场革命喷薄出共和政体的“辉煌日出”。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出在那样一个迷惘的时代中，潘恩那给人类指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到底令那个时代是多么地欢呼雀跃。在那时不过200多万人口的北美土地上，几乎没有一个成年男子没看过或没听说过《常识》，即使在荒郊僻野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人们也因为有幸拥有一本《常识》而欣喜若狂，行军打仗的士兵的口袋里，一定都有一本已被翻得模糊不堪的《常识》。一家英国的报纸的惊叹也许能揭示这本书那令人莫名激动的振聋发聩的“战斗性”：“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该书之人，哪怕他一小时前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但也瞬间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常识》所讲的简单常识在人们心中引起了“一种极大的变化”（华盛顿语），但那个时代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最终消化它，但关键的是，不管是否真的完全理解，人们已经知道该怎样行动。接下来，《独立宣言》就将《常识》中那些不过是以酣畅淋漓的语言表述过的民主原则进行了条文化的移植。《独立宣言》之作者曾多次坦率地讲，他因为引用过《常识》而引以为荣。

美国的命运因此而改写，就是在今年，美国统计出的影响美国历史的二十本书中，《常识》当仁不让地位居榜首。

潘恩在美国很快就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已为这个国家预言了足够它几代人为之奋斗并理当感激不尽的真理，比如，共和政体、外交中立、从中央银行到邦权至上，甚至“美利坚合众国”的名称也出自他之手。也许，他在大地上的作用已经超额实现，也许是他出身寒微的下层地位让他不再受欢迎。总之，他在这个国家没呆上几年，随后，他得到一个机会到巴黎旅居，实际上是受邀参与起草《人权宣言》，潘恩毫不犹豫地在《人权宣言》中增加了美国革命为之奋斗的经济自由、财产权不受限制等思想。

离开法国，潘恩再至英国。此时的英国辉格党领袖柏克十分欢迎潘恩的铁桥模型和建桥计划，但相处并没多久，柏克恶毒诋毁法国革命的言论一下子激怒了潘恩，他立即停止造桥计划，以他一贯“战斗性”十足的笔触，写出了《人权论》，以回应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

《人权论》将英国十七世纪革命与美、法十八世纪革命作了大量对比，以事实分析，结论自然呈现：美法革命血缘一体，其先进性处处盖过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保守性。

《人权论》不仅热情讴歌了法国大革命，也延续了《常识》对英国立宪政体的继续批判。但其重心在于为继续深入的法国革命指明共和主义的方向，并以美国共和政体的成功实践来详加解释，即：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相结合，获得一种能包容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不同数量人口的政府体制。

《人权论》是潘恩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它在法国各界产生的影响跟《常识》当年在美国的反响一样巨大，他随后就被法国四个郡不约而同地选为在国民公众中的代表。它的影响甚至在英国也广及街头巷尾，在舍非尔德，国歌的歌词随即也改成了以潘恩为主角：上帝保佑伟大的潘恩。他的《人权论》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运，他给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

潘恩终于彻底激怒了英国的庇特内阁，随即，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潘恩本想留在英国，但在获悉可能真的因之有杀身之祸后，连夜流亡到了法国，潘恩甫至法国加莱港口，立即受到这个国度的疯狂欢迎，从此，他卷入法国革命的政治中心。他受命起草宪法，提交出的草案至少有45页，潘恩坚信法国革命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但他很快就与多为来自“外省人”的雅各宾派发生矛盾，他赞扬法国革命，但又公开投票反对处死国王，雅各宾派素以不宽容著称，其口号为“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死去”。因此，潘恩随即被投入他所鼓吹并为之奋斗的这个革命圣地的牢狱！

在狱中，他一边写着有关宗教问题的《理性时代》，同时获悉英国通过一个议案，永远拒绝他回归故土，而他在美国早年的一些朋友，要么落井下石，要么袖手旁观，这其中就有作为人世楷模的华盛顿。潘恩此时的处境，用国内上海大学一位教授的话讲：美国曾授予他国籍，却拒绝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巴不得他被认为是个英国人而被处死；法国仅授予过荣誉国籍，却正好借此罗织罪名。他参加或鼓动过三个国家的革命，三个国家同时抛弃了他。

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他终于回到他的精神故土美国时，受到了更多的丧心病狂的误解与诅咒。这个几乎是把他行销世界小册子的全部稿酬捐给了英、美、法三国民主事业的人，最终就在人们的敌意中孤独而悲愤地死去。

最后让我们再回忆一遍这个至今还在以他的思想给近代政治滋惠的可怜的人的一生——他本该像人类的一位先知与圣者那样，至少在他死后一百年就该赢得他真正的清誉，但到今天，他的独特的贡献仍不为人所尽知，世界可能还需花费足够的时间，才可以足够认识到他的真正价值。因为：

“他有《常识》，反抗那时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他从地上打到天上，横扫俗界国王之后，又向灵界国王宣战，最后激起天怨人怒，自然落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朱学勤语）

北美的危机

此文作于1776年，时年潘恩作为大陆军一名战士，一边参战，一边以《美国危机》为总标题，先后发表了13部鼓舞士气的小册子。此文为其中的一篇节选，也即行军中的华盛顿将军紧急集合部队，亲自朗读的一篇。

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代。在当前的危机中，精壮的战士和乐天的爱国者会在为国家服务的责任面前畏缩不前，但今天能坚持战斗的人应当得到全体男女的爱戴和感激。专制制度就像地狱一样，是不容易被打破的，但是我们可以欣慰的是：斗争越是艰巨，胜利就越光荣。轻易获得的东西，我们并不珍重，一切事物的价值在于它是来之不易的。上天知道怎样给它的货品定出适当的价码。如果对自由这样神圣的东西反而索价不髙，那岂非咄咄怪事。凭军队来推行其专制制度的不列颠公开宣布她有权利（不但课税）而且“在一切情形下对我们进行全面约束”，如果那样约束我们还不叫奴役的话，那世上就不存在奴役这回事了。其实他们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亵渎神明的，因为他们所说的那种无限权力只能属于上帝……

独立战争时立即应召的民兵

我和任何人一样，没有什么迷信。但我内心深处一向认为，而且现在还是这么认为，一个曾殚思极虑，想尽一切妥善的办法，屡次真诚地寻求避免战争之灾难的民族，万能的上帝是不会听任他们横遭兵刃的洗劫的。我没有那么多异教徒的思想，还不至于认为上帝会放弃对世界的主宰，把我们交给魔鬼发落。既然我并无上述想法，我也就看不出不列颠国王将能以何种理由仰对上天求助以加害于我们：一个声名狼藉的凶手、拦路抢劫的匪徒和破门而入的强盗都会找到一个跟他一样堂皇的借口。

然而有时惊惶失措竟会这么快蔓延全国，看来真是令人吃惊。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都有过类似的例子：不列颠听说法国平底船队到达的消息时曾像打摆子一样发抖。在十四世纪，英军全体将士对法兰西王国进行一番洗劫之后被赶回，竟吓得目瞪口呆，而这番英雄业绩只是由一位叫贞徳的妇女率领拼凑的散兵游勇所干的。但愿上天也启发新泽西的某个女子去鼓舞她的同胞奋起，拯救她受苦受难的同胞，使他们免遭蹂躏劫掠之苦……

我不是对少数人，而是向全体呼吁；不是对这个州或那个州，而是向每一个州呼吁：呼吁你们迅速奋起，前来助战，全力以赴，共襄大业，况旦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因而所聚兵力宁可太多，不可太少。让我们昭告后世，在这只有希望和美德才能坚持下去的隆冬季节，我城乡居民，为共同的危难而惶恐不安，纷纷挺身而出，联合退敌。且莫说几千人已经丧生，请拿出你的几万人来，不要把当前的负担推给上帝，要“用实干表现你的信心”，这样上帝才会保佑你。地不分东西，人不分贵贱，是祸是福，总会降临到你们每个人头上的。不论是远是近，是家乡还是边疆，是富人还是穷人，喜则同喜，忧则同忧。此时此刻无动于衷的心便是死的。他的孩子们将以血咒骂他的怯懦，因为他在只要付出一点便可拯救全体，使他们获得幸福的紧要关头退缩了。我爱能在危难中微笑的人；我爱能从痛苦中聚集力量的人；我爱能通过深思变得勇敢的人。临阵逃脱是小人的行径，而一位天性坚毅、行为不背良心的人，将会坚持原则，至死不渝。在我看来，我推理的思路像一线光一样笔直透明。我相信即使把全世界的财富都给我，也无法诱使我去支持一场侵略战争，因为我认为这是屠杀。但是，假如一名盗贼破门闯入我的住宅，烧毁我的财物，杀死我或威胁要杀我，或屋子里的其他人，并要我“在一切情况下受约束”于他的绝对意志，难道我要甘受其害吗？不管干这事的是国王还是平民，是我的同胞还是外国人，是单个暴徒还是一支军队，那对我有什么差别？归根到底一点差别都没有，因为，对于这些罪行，我们在一种情况下要惩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要赦免，那是不公正的。就让他们把我叫作叛逆吧，非常欢迎，我毫不在乎。但是，我如果去向一个迟钝的、顽固的、卑劣的、兽性的家伙表示忠心，从而使我的灵魂沦为娼妓一样肮脏，那就会使我遭受魔鬼一样的痛苦。而当末日来临时，这种人就会向荒山野岭哀号，寻求托庇，惊恐万状地从北美的孤儿、寡妇和被屠杀者面前逃走。要是我接受这种人的怜悯，我也同样会感到可怕的。

有些情况无论用什么言词来描述都不会过分，这便是一个例子。有些人对威胁着他们的邪恶不能充分认识，他们希望敌人在胜利后会大发慈悲，且以此来安慰自己。期望那些不顾正义的人大发慈悲，真是愚蠢至极。而且在以征服为目的的地方，即便慈悲也只不过是战争的一种诡计。狐狸的狡猾跟豺狼的暴虐同样凶残。我们对两者都应当保持同样的警惕……

感谢上帝，我无所畏惧。我看不出有什么真正值得畏惧的理由。我对目前的局势一清二楚，对将来的出路了如指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我们就有希望得到光荣的结果。胆小怕事，屈膝投降，其结果只好悲惨地接受各种灾祸——国家惨遭蹂躏，城市人口锐减，人民居无安所，备受奴役而无希望，我们的家园将变成雇佣军的营房和妓院，以后还得养活一大堆弄不清谁是他们父亲的孩子。面对这样一幅情景，谁能不痛哭流涕！如果时至今日竟还有哪个没有头脑的劣种不相信这话，那就让他去受罪，别为他悲伤……

自由之树

除了写革命小册子之外，托马斯·潘恩还写了《自由之树》。这是一首爱国诗歌，1775年7月刊在《宾夕法尼亚》杂志和《美国博物馆》月刊上，署名为“阿特兰提克斯”，这是潘恩常用的一个笔名。尽管《自由之树》这首诗歌在现代已被遗忘，但它当时也曾流行了好些年头。

自由女神乘着光明的战车，

从阳光灿烂的仙域驾来：

一万名神仙引路，

引导着高贵的女神走来，

她就像一根美丽含苞的花枝，

从那千百万人和睦相处的天上花园降下，

手中拿着一棵她称做“自由之树”的植物，

作为她爱的象征。

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自由女神

这株天上来的植物深深地插到地里，

就像是土生的树木，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它的果实享誉四方，

引得周围各民族都来寻它的和平大地。

他们并不在乎族姓不同或他们之间的差别，

因为自由人可以像兄弟一般和睦相处：

他们有同一种天赋精神，追求同一种友谊，他们的殿堂同是“自由之树”。

他们就像古时的长老坐在这棵美丽的树下

满意地吃着面包；

他们不想金，不想银，

也不在乎荣华与显贵。

他们供给老英格兰木材和焦油，

还支援她在海上的霸权：

为了“自由之树”的荣誉，

他们分文未取为她战斗。

可是，请你们这些年轻人听一听，

（这是最污秽的故事）

怎么所有的专制权贵，

国王，下院和上院都全力联合一致，

要砍下这株保护我们的“自由之树”；

从东到西，吹起号角，拿起武器，

让号声响遍大地，

让远近四方的人，振臂团结一致，

捍卫我们的“自由之树”。

独立宣言

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于一七七五年四月开始。随着战争的延续，和解的希望逐渐消失，完全独立已成为殖民地的目标。一七七六年六月七日，在大陆会议的一次集会中，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一个议案，宣称：“这些殖民地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六月十日大陆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独立宣言。实际的起草工作由托马斯·杰斐逊负责。七月四日，独立宣言获得通过，并分送十三州的议会签署及批准。

独立宣言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政治哲学——民主与自由的哲学；第二部分列举若干具体的不平事例，以证明乔治三世破坏了美国的自由；第三部分郑重宣布独立，并宣誓支持该项宣言。

《独立宣言》发表时的美国国旗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惟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倘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巧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惟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迫切而极为必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不生效，等待他的同意；而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对它们就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他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它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惟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取消的，因此这项权力仍由一般人民来行使。其实各州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有外来侵略之患，又有发生内乱之忧。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他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借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

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的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民政之外，并凌驾于民政之上。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

罗织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

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该省的疆界，企图把该省变成既是一个样板又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集权统治；

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

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雇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都难以找到先例。他完全不配作为—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在公海上俘虏我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手下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个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改善；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作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

我们不是没有顾念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来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善感和雅量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种同宗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但是他们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也同样充耳不闻。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和我们作战，就是敌人；和我们和好，就是朋友。

因此，我们，在大陆会议下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非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髙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

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人权宣言

1789年前后，潘恩得到一个到法国旅居的机会，此时的法国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作为美国独立战争旗手的潘恩立即受邀参与了起草《人权宣言》，这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反对封建专治统治，阐明资产阶级社会基本原则而提出的纲领性文献。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该室言后来被用作了1791年宪法的前言。

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的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因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经常针对着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

因此，国民议会在主宰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

第一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示社会上的差别。

第二条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第三条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第四条 自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第五条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 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第七条 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

第八条 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第九条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

第十一条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第十二条 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第十三条 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

第十四条 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第十五条 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第十六条 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第十七条 财产是社会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Table of Contents

一、政权的起源和目的，兼论英国政体

二、论君主政体和世袭制

三、我看北美目前的形势

四、北美目前的能力，附带谈一些杂感

五、附记

附录

“世界公民”潘恩

潘恩与三大革命

北美的危机

自由之树

独立宣言

人权宣言